朱厚照本以为他说得够直接了，结果这种历史留名的人物还是惊了他一把。

正德十四年，年逾七十的内阁首揆王鏊因病致仕，皇帝虽多番留任，但生老病死乃是天道，非人力所能及。王鏊病走还是小事，内阁次辅张璁顺次递为首揆。

天下一时多有议论。

张璁为人苛责、手段唯缺君子之风，且嫉贤妒能，没有容人之量，为多数人所不喜。

夏言性格极为刚正，他觉得自己身为人臣，有奏谏之本分，所以为此再上谏疏。

张璁可不是王鏊。

内阁首揆为难他以后，夏言又迎来第二次被贬，吏部行文写明撤其宜兴县丞，令其任四川成都府双流县主簿。

便是连江南这等好地方也不让他待了。

这等末流官员再怎么折腾，也没办法在朝堂上发出什么声音，后来他这样的性格又在当地遭受排挤，于是主簿也混不下去。

因为接连被贬，以至于到正德十七年时，要他去担任末流吏员，不堪受辱的夏言愤而辞官，老子不干了！

朱厚照本在暗中观察此人，在京师接获消息以后，他不禁有些恼火。

当年王守仁被贬为驿丞也没有说辞官不任，像他这样的器量，又怎么能承载天下之大？

于是朱厚照暗中指定时任四川巡抚的谢丕寻了夏言一个错处，关了他半年。

白天黑夜不分的过了半年以后，夏言因得到当地有名的遗贤儒士殷嘉陵的搭救而逃脱牢狱之灾，但出狱以后官府仍要他担任一县田长之职。

这是自正德十七年之后始设的职务，每县一名，为知县辅官，秩正八品。

田长只专田亩一事，便是掌握全县的水田、旱田、林地数量和权属，平日里最为重要的职责是对负责田地的买卖流转相关事宜。

并且按照实际情况，三年更新一次鱼鳞图册。

至于钱粮赋税则不在田长职责范围之内，每年的夏秋两税是多是少，和他没有关系，田长的考核评价全在鱼鳞图册是否真实准确。

从正德十二年开始的丈量田地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而花费那么大代价做出来的鱼鳞图册，很容易和事实不符。

因为田会流转交易，

因为原来的田主会生病死去，

甚至老爹死了，兄弟分家，

这诸多的情况随时都在发生，所以朝廷要实时掌握全国田亩的情况极难。

对于知县来说，包税制之下，他当然是希望每年都完成上面下来的税赋指标。这是自明初就开始的。

不同的是，大明现在取消人丁税是个明显趋势，像是江南已经完全取消了丁税，而一切锚定田地。

这样一来，田亩越多，则应缴税赋越多，田亩越少，则应缴税赋越少。

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人当知县，都会想着若本县在册的田亩越少，自然是所需缴纳的赋税就越少。

比如说实际有一万两千亩，在册的只有一万亩，那么这两千亩的差额所产生的赋税，就不必上交了。

当然，实际这样操作胆子很大，毕竟田亩不会无故消失，只是有些人抱有侥幸心理，觉得上司昏庸可欺，国家不会查处，

而更隐蔽的手法就是新增田亩不入黄册！

这才是真正的大头。

也正是因为朱厚照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发现了这个现象，于是才设立田长一职。

田长只对本县的田亩数量和权属负责，这个职位的诞生一方面是保证数据准确，另外一方面则是牵制知县，免得这帮人无法无天。

夏言就在双流县担任此职。

三年前，他之所以愿意回官府担任这等末流官员，外人只说他坐牢做怕了，其实似他这样的刚强之人，怎么会低头？

更主要是因为正德十七年，圣谕四川各府田税税比继续降低，由十四年的十税一，降低为十五税一。

实际上，主要是因为四川税基扩大，持续十年的移民入川，开垦荒田，已经让四川的耕地超过2000万亩，因为地方好，这里的亩产平均不必江南低多少，大约也要有2石到2.5石之间。

换句话说，每年四川光是税粮就有300万石以上。

实际上四川又何止2000多万亩的耕地，像是山西有4000多万亩田，山东有7000多万亩，河南更是有上亿亩田地。

主要还是人少，这年头农业那是劳动力密集型，没那么多人手，农夫看着也只能干着急。

好在是300万石的税粮在全国虽然排名靠后，但并不垫底，也不算很丢人，至少比十年前四川每年只能上交100万石左右要强。

如此励精图治，方才有三倍的成长。

一方面国家税赋增长，一方面百姓负担逐步降低，这才是夏言愿意出来为官的真实原因。

不过他今日却遇着个麻烦事，便是县里偷偷摸摸来了个大户，暗地里在收购田地，平均每亩地十两银子，这够高了，又不是江南上好的水田，还想卖出天价不成？

这是个四月天，夏言正在书房内从头梳理这些日子以来的县里田产流动情况，外面则有府中下人禀报，说外面又有商人递上申请，要进行田产权属变更。

这属于朝廷规定的动作，夏言虽然奇怪，但以他的为人，不可能违背朝廷法度做事。

于是乎他穿上蓝色官袍，到田长专属的公证处升起堂来。

他坐于上，而一名商人，十几个百姓站于下，这些百姓既有书生，又有农夫，还有商人，不一而足。

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