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生萧渺，嘉兴府人士，前年有幸，刚中了举人。”

浙江的事情演变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士绅这个阶层对于开海的反对，而并非是几个走私商人的事。因为利益共生，再加上这几日来锦衣卫稍显血腥的行动，其实是激怒了这一整个阶层。

因为毛语文杀得都是有功名的人。

客观来说，大明对于读书人相当的优待，只要是个举人，不用纳税、不用服劳役、见了县官不用下跪，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除此之外，举人还有一份廪粮。不同地区每年大约12－18两不等。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农民从年头干到年尾所得收入的两倍。

再有，举人一旦碰到恩科，那么朝廷还会再发一笔钱，就是路费，这笔钱是被纳入地方赋役体系的，也就是说属于政府的支出。

路费这个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很能看出什么叫政令不出紫禁城以及舆论掌握在读书人手中这两点。

首先，举人路费这个事，洪武十七年有明确记载：中式举人，出给公据，官为应付廪给、脚力，赴礼部印卷会试。其中的“廪给”，指的是廪米一类的钱粮资助。

不过嘉靖年间有个叫霍韬的人自己记录说：举人路费，成化以前无有给也。

什么意思？

朝廷已经明确了有这笔支出，为什么还说成化以前无有给也？

看起来前后矛盾，但任何有生活经验的人稍微一想都能明白，朝廷规定政府给你的钱，不是你说能拿就能拿的。

所以时间一长之后，其实士绅官府已经结成了利益共生体。

另外一方面，自正统、成化以后，举人路费这个事情渐渐被曝露出来，不间断的有官员给朝廷上奏，说我们这儿有‘大儒’、‘乡贤’，他们因为没有路费，不能够参加科举，希望朝廷能够重视。

之后的弘治、正德年间，一直也都有这样的声音，嘉靖年对于洪武年间所定的规矩也再次重申。著名的杨继盛在中了举人之后就得到去参加会试的路费三十两，不过他用这笔银子给他的兄长捐了一个散官。

而到了万历这样明朝的中晚期，这部分的费用较之前连翻数倍。当然在绝对数额上，不过就是十几两到数百两的区别，压不垮一个国家，但其实可以看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举人连一个路费问题都可以进入朝廷的视野得到解决，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问题被解决的越来越好，而那么多佃户、贫农的生死问题却解决得越来越差？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不同阶层在社会资源的博弈中能力不同。

也就是所谓的越强者越富，越弱者越穷。

言归正传。

士绅们在大明的体系之中是力量较为强大的一个群体，并且几百年来他们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就是一个路费问题，都能争到手。

直白的说，他们自己也认为，治国还是要靠他们。

那句话怎么说的，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文人的终极理想。

而在现在他们也有一个要求，

毛语文指望不上，他们就指望王琼、彭泽，那个叫萧渺的言辞恳切，“德华公，济物公，昨日公孙道、严子孝、俞瑞峰、任青等四人，被当街杀害！此事实在骇人听闻，吾等别无他求，恳请两位上奏朝廷为四人诉冤，请求朝廷惩治奸佞！还我大明朗朗乾坤！”

这个时候开海的事情，像是不那么重要了一般。

争斗本身成为了主角，争斗的内容已经消失。

这是激化的征兆。

王琼和彭泽都不好讲这个话，他们既不能答应，也不能拒绝。

最后还是彭泽说话：“这件事，是对是错，朝廷自有公论。但是你们不该聚众哭闹，擅闯官府，若是报到京师，叫京师怎么以为？各位要是还信得过老夫，那就听老夫一言，各自回家，安生度日。朝廷从来也没要杀人的圣旨。”

毛语文一听，这最后的一句安抚得过了头，不应该讲。

果然有举子出声，“既然朝廷没有杀人的旨意，那么这四人的命又该如何算？”

“我们不能回去，要将事情闹起来，让朝廷知道！”

而就在此时，谷大用已经带着锦衣卫陆陆续续的出现在了这里，当八十多名锦衣卫和五百名东厂番子持刀出现，

诸多士子的脸色又是大变。

彭泽都急了，“毛副使，你要干什么？”

毛语文面色不改，“济物先生的脾气真好，对待强闯官府的人还能原谅。若是这样还遣散回家，当做无事发生，朝廷的威严何在，陛下的威严何在？”

彭泽说：“你敢在这里行凶？”

“本使没有说行凶，但本使不会放一个人走！”

彭泽没办法，“中丞！”

他跪了下来，就在王琼的面前。

眼见彭泽跪了下来，衙门里其他属官也全都跟着跪了下来，“中丞！几百人的性命在您一念之间，浙江若是发生了坑杀士子的大案，举国震动，天下不稳呐！”

之前说话的萧渺也开始紧张起来，他和几个同窗相互依偎在一起，这个时候开始害怕，但还是要强装镇定，毕竟，害怕了就把脸都丢完了。

王琼则陷入了万分的挣扎之中。

向他求救的人，有的是为了自身，有的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为了自身的人，这辈子也不会有什么政治前途，就是在这衙门里一直晃下去，为了大明江山社稷的人，也不在乎什么政治前途。

但是他在乎。

浙江这次的事，毫无疑问会进入皇帝的视线。

他要考虑，他在皇帝心中的位置问题。

说穿了，到底是要和这些文人士子一道，还是要和皇帝一道。前者青史留名，后者青云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