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8章（1 / 2）

要知道贞观年间，契丹八部战士总共才有四万人；武则天在位时候，‘孙万斩’率契丹男儿在东硖石谷一战，虽说大破周兵十七万，但稍后时候，被东突厥在后方偷袭，部众溃散、孙万荣也被手下奴隶所杀。契丹再次沦为突厥与回鹘人的役属，大伤元气的契丹人才经百年的恢复，也不应该有汹涌如潮的四十万的战士。虽然当初李曜读《辽史》，里面记载的数字也是“四十万”，但十有八九也是注水，就算真有四十万，那这个数字也应该是把随军征伐的老幼等众一并计算在内了，战兵绝不可能如此之多。

数字虽有注水之嫌，然而，耶律阿保机的这次征伐，应该是睁眼看世界的开始，是改变他人生的一次重要战事。此战，契丹军兵在他的指挥之下，攻入中原地区，迁徙代北人民，建龙化州，籍以在塞外扩充自己的实力与影响。

中原李唐王朝虽然还在，但军阀割据之势已成，北方诸镇各自为政。阿保机此次趁着中原王朝无暇北顾的时候出兵，表示他已经不满足于从鞑靼、奚、室韦这些相邻部族中掠夺生，而是开始逐步入塞俘掠汉族百姓了。

寇掠本是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本性，在他们心中这种行为是天经地义之事。只是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随着掳掠汉民，他们的生活、观念也慢慢受到了来自农耕民族的影响，很快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首先，就是私有财产的出现。贫富差距的拉大，私有财产的出现，使得契丹这些游牧部落之间的氏族形式显然已经不能再保持与时俱进。所有的巨变让这些质朴的部落民众措手不及，甚至有些变的茫然。

这次阿保机南下的收获不菲，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成千上万的汉人背井离乡被迫来到塞北草原，显然不是为了高歌‘我爱你，塞北的雪’。那么如何安置这些人的生产、生活就成了一个不小的难题。这些从事农业、手工业的汉人‘城郭而居’与那些被他们掳掠来的其它游牧民族不同，在短时间内难以融入他们‘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契丹人最基本的基层组织就是部落，显然如许多的汉民族是无法接纳他们的，而且在如何解决现实问题面前，游牧民族的传统思维与势力也是极其顽固的。

契丹民族也是个善于动脑筋的优秀民族，阿保机想到了一个安置这些汉民族的办法。为个办法就是在部族组织之外另建新的移民点，这些汉人居民点统称为‘汉城’。这样就可以避免与民族传统发生冲突，在自己的一亩二分自留地中建起私城。这样一来可以积蓄实力，又可以避免矛盾扩大。在自己的分赐地之上设州立县，组建军队、委派官吏，成立了‘头下军州’。

李曜知道，这第一个头下军州不算什么，但今后却会成为一种制度，在无数次的对外战争之中，契丹贵族将俘获掠夺得来的人口安置在后方，建立私城。大的私城设立州县，按时政府规定，亲王、国舅、公主的头下军州可以建筑城郭，其余的头下军州只是一引起寨堡和农庄、牧场。再到后来，头下军州并不完全为契丹贵族所有，一些汉族大臣也可以拥有。头下军州拥有的户口人数不等，最大的头下军州约有一万户，一般规模的头下军州只有一、两千户。头下军州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要依附于领主，又隶属于朝廷，接受的是双重剥削。

头下军州的设立对于契丹而言是一种创举，历史上，随着契丹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为了更好的处理不同民族间的事务，阿保机的继任者辽太宗耶律德光受父亲的启发，进而更制定出了‘因俗而治’的原则，‘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逐步形成了契丹王朝特有的北、南两套完整的官制，即南北面官制。辽宋澶渊之盟前，头下军州较多，其后，由于双方基本上实现了和平共处、友好往来，头下军州失去了新鲜的补充血液，也渐变的逐步减少。到了辽末，州县两级的头下军州已经近乎绝迹，与此相反的是，辽历代皇帝的斡鲁朵的属邑却大增，这也是契丹民族学习赵宋朝廷的‘强干弱枝’政策的表现，此为后话，暂且不提。

却说阿保机扫荡代北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决定再发一笔财，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再次率军南下，这次他的目的地是云州。云州乃是晋王李克用的自留地，虽然这次太原保卫战，李克用在朱温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只有僻处一隅以求自保的份，现在身体、兵力也都限制着他的雄心，无力与年富力强的阿保机争雄，但毕竟云州重镇，是李克用不容有失的。

这就成了晋王面临的一大麻烦，好在李曜当初打理军械监时，就有派军械监与漠北各族做生意的习惯，李克用不知从何处得知消息，竟探听到阿保机有意请求大唐朝廷册封。

朝廷册封这种事，按说自然是皇帝决定，但李克用得知这一消息却是大喜过望，朝廷？朝廷不就是自己的义儿李正阳说了算么！

当下，一封信报就从太原飞来，送到了李曜手中。

不过当李曜把事情向诸将与幕僚一说，得到的却是一片嘘声，猛将史俨哼了一声，道：“寇略代北之事在前，来袭云州在后，竟然还想得到朝廷册封？这契丹小儿当真以为自己有多了不得了！右相，仆以为，晋王只是因为前次与朱温大战之损失尚未补齐，因此不愿立刻与契丹小儿争一时短长。”

咄尔更直接：“直娘贼，契丹是什么玩意儿？右相，俺看这蛮夷小辈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不如俺们河中出兵，帮大王教训教训这等狂妄之辈，还有那个什么新建的城，也得抢回来！”

其实按说沙陀自己也是“蛮夷”出身，但架不住沙陀已经举族内附李唐百余年，特别是近些年来被赐国姓之后，更是死心塌地、打心眼里把自己当成正经中原华夏之族了。莫说李克用这族长时刻以大唐宗室自居，从不曾有坏了李唐江山的心思，就连拔塞干咄尔这五院诸部之人，也完全将自己看成纯粹的大唐子民，因此才将契丹鄙视为“蛮夷”——李曜真想学后世自己某位高中同学的语气打趣他是“典型的大汉族主义综合症患者”。

史俨与咄尔的话，显然无法令李曜满意，他沉吟着不说话。

李巨川见了，试探着问：“右相莫非对契丹此事别有高见？”

“代北、云州……”李曜思索着，又似自言自语，又似反问李巨川：“契丹立足之处，明明离卢龙(幽燕)更近，这耶律阿保机既然是其族中不世出之英雄，为何在出兵一事上舍近求远，不劫幽燕，而掠云、代？”

李巨川迟疑道：“右相莫非是怀疑……此事有刘仁恭从中捣鬼？”

“难道没有这种可能？”李曜反问道。

“有！”李巨川玩阴谋本就是一把好手，对此反应极快：“右相担心得极是，刘仁恭完全有理由从中捣鬼！”

史俨和咄尔面面相窥，咄尔挠头道：“这……怎么又和刘仁恭有关系了？”

李巨川嘿嘿一笑，折扇轻摇，道：“大有关系！此番朱温接连和晋王与右相大战，最开始进攻河东勉强还算顺利，等到蒲州、潼关之战时，便开始缚手缚脚。而从王师范反叛开始，他便在潼关、蒲州连番吃亏，待右相平靖河中，神兵天降于濮州之东，朱温全部兵力几乎都在往兖郓集结……右相早有引刘仁恭反叛朱温之计于暗中施展，刘仁恭得到朱温兵力吃紧的消息后必不能忍，势必想趁机报仇并扩大地盘。然而这其中他还有个担心，就是一旦出兵最近的易定，说不定晋王会发兵与其相争……”

史俨到底比咄尔有文化一点，此时反应了过来：“就是说，刘仁恭很有可能为了牵制晋王，使晋王没有余力出兵阻扰他，故而怂恿耶律阿保机西进掠夺代北、云州？”

李曜沉吟片刻，平静地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李巨川微微皱起眉头，也自沉吟起来，周围的人面面相窥，不知道右相和这位李下己先生的思维已经到了什么地方。

事实上，李曜对自己的怀疑并不肯定。历史上耶律阿保机出兵云州的时间似乎比这个世界稍微要晚一点，当时的李克用已经是年过半百之人、英雄迟暮，不复当年之骁勇，似乎已经无力与年富力强的阿保机争雄。

当然，反过来说，与盛极一时的沙陀人一较长短，阿保机心中也没有必胜把握，万一铩羽而归，势必影响到他在部族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这时候李克用似乎有过一次主动求和的动作，阿保机也就顺水推舟答应了李克用。结果颇为传奇：双方在云州城东会盟，约为兄弟，结成了战略同盟。在帐中欢饮的同时李克用与阿保机相约：“唐室为贼所篡，吾欲今冬大举，弟可以出精骑二万，同收汴、洛”。阿保机点头允诺。

阿保机与李克用把酒言欢，身后曷鲁侍立。李克用见曷鲁一样是威风凛凛，举手投足间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情，心中暗暗称异，于是“顾而壮之曰：‘伟男子为谁’？”阿保机如实相告：“吾族曷鲁也。”李克用虽然上了年纪，却独目如炬识的英雄，开口便称其为伟男子。

耶律曷鲁，字控温，与阿保机为同一曾祖的堂房兄弟，性格纯朴敦厚。二人既是兄弟、又是发小，成年以后，再与阿保机互换衣服坐骑结为好友，从此一生追随阿保机左右，成为阿保机的左膀右臂。辽太祖阿保机有二十一位开国佐命功臣，曷鲁是第一位，为契丹的立国建有殊勋。阿保机对每一功臣都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而曷鲁为“心”！

这时候李克用手下有人见阿保机轻车简从便来赴会，知道契丹部族雄起于大漠，他日终成中原大患。于是劝晋王李克用‘因其来，可擒也。’李克用虽然年迈，却并不糊涂。他知道自己眼前真正的大敌乃是迫不及待想要篡唐自立的朱温，只是一个朱温就已经让他疲于应付了。如果听从了手下的提议，无疑是再树强敌。那时候李克用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推辞道：“仇敌未灭而失信于夷狄，自亡之道也。”显然，在他的心中也与方寸咄尔的表现一样，早就忘记了自己的出身，转而视同样为游牧民族的阿保机为夷狄之人了。

阿保机与李克用既结为兄弟，就不好再公然在云州地方掳掠。逗留旬日就向兄长辞行。临行，李克用赠以金缯数万。阿保机入乡随俗，当然知道‘礼尚往来’的道理。做为回礼，阿保机为李克用留下三千匹马，杂畜万计酬谢兄长。三千匹马，这份情谊也够份量了！

李曜之所以不能肯定，是因为以上事情在史书中的记载有明显冲突，这对他此时的判断也产生了影响。就说耶律阿保机来攻云州结果李克用求和并且反而与之结盟之事，不但《辽史》的记载与《旧五代史》时间上有异，而且故事也为两个版本。辽史对此事的记载是发生在唐天祐二年冬十月，《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亦作天祐二年，但关于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之事，有天祐元年说、天祐二年说、天祐三年说、天祐四年说，《资治通鉴》里则取开平元年说，等等。最令李曜烦躁的当属《旧五代史》的记载，薛居正修史前后矛盾，既有天祐二年之说，又在外国列传中记载为天祐四年。如此实在是不应该，至少给后世阅读者带来不便。

李曜此前估计，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之事，应在天祐二年为是。阿保机之所以南下，不该是主动来攻击云州，而是因为李克用遣使乞盟的原因。史载阿保机率七万大军与李克用会盟于云州，但单只是会盟的话完全没有必要领如此多的军兵赴宴。作客的话，也需考虑到东家能不能尽的起东道主的责任。此次会盟、双方约定“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的仇，并不是如《旧五代史》所说是为了共同进兵讨伐朱温，也几乎不存在有这种可能。但对此事，薛居正等人记在天佑四年。如果认同这个记载，是年四月，朱温代唐自立，史称后梁，可以对得上号。所以会出现李克用所言“唐室为贼所篡，吾欲今冬大举……”的话。

其实当时双方对易袍马、约为兄弟之事并无异议。李曜估计是《旧五代史·外国列传》所载有误。一者，朱温代唐是在四月时候，而且辽史中亦有阿保机遣使送名马、女乐、貂皮等求朱温册封(无风注：当时朱温控制了唐廷。)的记载。游牧民族向来是以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为荣的，不过这种情况在耶律阿保机的继任者耶律德光时候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二者，对于契丹部族的这种举动，做为相邻的河东李克用不可能一无所知。

那么，如果等阿保机向朝廷讨封之后，他再去与契丹人结盟显然是与理有悖的。倒是在得知阿保机有意向唐廷请求册封之后，主动遣使结盟才是应有之义。毕竟此时的朝廷，军国重事尽是以朱温意愿为主，小皇帝不过是个摆设而已。这样做首先不是因为讨伐篡逆不臣之朱温的考虑，而是出于自保的需要。

在《旧五代史》中就有如下记载：“及梁祖建号，阿保机亦遣使送名马，女乐、貂皮等求封册。梁祖与之书曰：‘朕今天下皆平，唯有太原未伏，卿能长驱精甲，径至新庄，为我翦彼寇雦，与尔更行封册’。”显然，对于老对手李克用，朱温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对于契丹部族的请求册封之事，是要阿保机付出代价的。

此时阿保机所在的契丹部族，已经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倒向朱温与李克用任何一方，中原的政局就会立刻出现震荡。所以，掌握契丹部族大权的阿保机也成了李克用必须极力争取的对象。所以，他才不惜放低身段与比他小了十几岁的阿保机结为兄弟。

而阿保机越过痕德堇直接向中原王朝统治者讨封的行为，在中原文化中也可以视为他僭越的一种，但是在游牧民族中，这只能是谁强势，谁更有话语权罢了。此事，也足以说明在契丹部族中，他已经羽翼丰满，完全可以无视痕德堇可汗的存在。

阿保机可以不把痕德堇可汗放在眼中，而痕德堇可汗却无法忽视阿保机的存在。早在天复三年，阿保机再率人攻掠幽蓟地区，俘获而回之后，痕德堇迫于形势，就拜他为于越，总管汗国中的军国大事。于越是辽官名，始见于遥辇氏末期。班秩在百僚之上，依契丹部族惯例，非有特殊功勋者不得授。于越只是荣誉职务，任于越者大抵另有要职。从阿保机任于越到辽末，于越仅有十余人。后来任于越者，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契丹名将耶律休哥。

在阿保机作于越之前，任此职者乃是耶律家族中的耶律释鲁，正是阿保机的伯父。在痕德堇可汗在位之时，释鲁乃是汗国中的第二号人物。在阿保机与曷鲁年幼时候，释鲁就重权在握，执撑了汗国国政。释鲁主政时期，已距阿保机建国的时候很近。史载释鲁曾“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版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

阿保机受这位伯父的提携、赏识，影响甚多。他出任于越一职，既是家族对汗国影响力的加强，也是对伯父未竞事业的继承。释鲁曾建祖州越王城，越王城又作于越王城，它是于越释鲁的私城，它的性质正是这次阿保机设置的头下军州一样，释鲁越王城的建立，正是开了辽人头下私城的先河。所以释鲁事实上也是契丹氏族社会逐步向封建化转化的先行者。

回到让李曜迟疑的问题上来：后世史学家通常认为耶律阿保机之所以会爽快的答应了李克用的请求，原因很简单——刘仁恭与契丹部族乃是世仇，契丹族人受尽了刘仁恭的盘剥与压榨，而这时候契丹部族在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之后，早就在想着狠狠报复一下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了。

刘仁恭与契丹关系真的这么差吗？这个问题是回答刚才李巨川疑问的前提，李曜之所以只能回他一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正是因为他自己也还在对此事在心中反复推敲求证。

按说晚唐以来，契丹等游牧部族趁着中原正逢多事之秋，北边无备，不断入塞南下掳掠汉人生口、财产，日子似乎过得不错。尤其是契丹部族在阿保机的率领下，不但从其他游牧民族鞑靼、奚、室韦等地劫夺财物，更时时南下侵夺。这种大规模的掠夺，势必会造成在部族中一部分贵族率先有了奴婢和其它私有财产。

契丹部族私有化的出现，也是有一个漫长过程的。在晚唐五代时期，最早出现在部族中的私有财物仅限于动产。土地虽然在农耕民族的眼中是最宝贵的财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资源，而彼时的契丹民族既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规章制度，而且在心里也并没有意识到土地对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这与他们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有关，而农耕民族安土重迁的思维形成很早，人们只希望过一种‘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对于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契丹人民并没有所有权意识，对于大自然的恩赐，他们觉得享用就是，并无不是或者出于贪婪的本性。土地与牧场这些东西在他们眼中视为部落共有之物，大家在辽阔草原上共同生活、繁衍后代。

但是这一切从刘仁恭占据了幽州之后，发生了改变。契丹人得为自己的牧场、牧草付出巨大代价才能拥有使用权。这些从前无偿使用的自然资源，成了刘仁恭的私人财产。李曜记得《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就曾记载“刘仁恭据有幽州，数出兵搞星岭攻之，每岁秋霜落，则烧其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即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请听盟约甚谨。”为了达到对游牧部落的统驭，获得更多的战略物资马匹，刘仁恭不惜使出卑劣手段，火烧牧草，破坏契丹人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