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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世祖 第833节(第2 / 2页)

在遍布榆林全境的大厮杀中,有人是为了功劳,有人是为了赏钱。当然,还有更多人是为了生存,而这部分人之中,绝大多数,需要以命相搏。

迫于榆林混乱难已的态势,以及官军、番兵挥舞的屠刀,境内的党项人也没有坐以待毙、引颈受戮。其中有反抗的,反抗的结果是死,顶多临死反扑,给官军造成一点伤亡。

也有选择逃亡的,迁移是这些保持着游牧习性的党项人的本能,然而榆林虽大,可供生存的地方就那么些,而榆林全境早已为官军所封死,想要出逃的,要么半路被截杀,要么在受阻于官军的封锁线,最终还是成为“赏钱”。

对大部分榆林党项来说,过去的几个月,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无可逃,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幸存者,世上总是少不了幸运者。

有的冲破重重阻碍,遁入陕北高原,藏入深山,有的则一股脑闯入沙漠,若是能寻得一处绿洲,还有活命的希望。

但这些,终究只是少数。

在榆林造成的死亡,除了杀戮,还有饿死,病亡,事实上,在过去的那个寒冬,就已经有数以万计的当地胡汉人等死在冰天雪地之中。

到开春之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被坏废止,也没有那个空间,饥饿与死亡仍旧是主题,官府官军也都秉持着,不遗一米一粟一面与叛军的态度。

即便如此,对死掉的榆林人,平叛的官兵也没有放过,只要还能看的,脑袋都被割下来,拿去请赏换钱。或许对那些死难的人来讲,比较幸运的是这等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比起活着遭的罪,要轻得多。

以首级换钱这条建议,是夏州知府上官正提出来的,此人也不是个善人,是个喝人血的肉食阶级,但并不否认其才干,当年,他还随王全斌南征大理。得益于在榆林叛乱期间的出色表现,对上官正提拔的讨论已经在吏部展开了。

上官正的提议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当然,主要是刘皇帝的认可。朝廷同意了,榆林行营内部哪怕有些异议,也只能全力推行,这等时候,谁也不敢以身涉险,再视朝廷诏令为儿戏。

为此,刘皇帝还让财政司专门拨款一百万贯,专款专用,用刘皇帝的话来说,用区区一百万贯钱,买整个榆林“叛贼”,买榆林乃至西北百年太平,怎么算都值得。

当然,那些被拿去换赏钱的首级中,也不全是党项人,还有汉人,当这事实性的“清洗运动”进入到高潮之时,是病态的,是不分敌我的。

一开始官府还要查验一下,到后来,各州衙干脆开辟“人头坑”,并派人拿着赏钱等着,有人提着斩获“叛军”的首级往坑里一抛,便按数量发放赏钱。

总的来说,汉民在这场榆林大动乱中,是要幸运些的,当然也仅仅是与党项人相比,尤其是那些提前逃离,又或者早早地涌向城镇,向官府寻求庇护的人,他们虽然也有不少损伤,但大部分能够勉强生存下来。

但是,不是所有汉民都这么聪明,也有这样那样的运气,同时汉人之中也有败类,也有受袁恪等贼首蛊惑的愚民蠢夫,而这些人,虽披着汉皮,但下场同样凄惨,大多数人也都成为了时代下的渣滓,被斩下头颅去换赏钱。

第210章 沉默的榆林

破败不堪的小镇内,倒也不是一片死地,还是有一些生气的满带着凄凉气质的风中,有野鸡在觅食,有乌鸦在啃食着腐肉。

自从汉将王蒙率领胡汉联军光顾过后,此地便几乎成为绝域,暗淡与孤寂是主色调,腐臭味传遍内外,西北的烈风似乎都吹不散。

那瓦砾丛中的尸骨,毫无疑问,大部分都是党项人。当初造反之时有多狂热与兴奋,成为一地枯骨之时,就有多么悲凉与萧索。

要说所有党项人都想要造大汉的反,与朝廷作对,那显然是不尽然的。

在底层百姓中,除了信仰、生产方式以及生活习性不一样之外,胡汉百姓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然而族群的区别,却又是一个客观的实施,当有人宣扬朝廷压迫、汉人侵占之时,党项人难免不受其蛊惑,野心家是少数,但那些被鼓动的普通党项人,那些对叛贼默默鼓舞支持的人,也绝不能单纯地用无辜来形容。

他们心中又何尝不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党项政权,就是恢复定难军当初的地位也好,即便大部分人并不知道,那样的结果,对他们究竟有没有好处,有多大好处。

朝廷的平叛行动,可以用凶残酷烈来形容,至于讲人道什么,对于大汉这样的君主专制帝国来说,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大汉当权者更喜欢讲天道,而对朝廷而言,什么是天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此而已。

事实上,早在朝廷摆出那般严厉的姿态以及那般规模的军事行动后,榆林的党项人就已心虚了,而等到袁恪、李继迁先后兵败,那就彻底演变成惶恐了,甚至从思想上就产生了割裂,各地叛军、各部党项,其心本就难齐。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该“见好就收”了,朝廷那么强大,造反没有好下场,这样的认识,变得格外清晰。

然而,这样的反省,为时已晚。和历朝历代面对胡民反叛的态度不同,不是派兵讨伐,打败叛军,然后得几年太平,等待下一次叛乱爆发。

大汉朝廷在刘皇帝的意志下,在应对此类叛乱上,从来都秉持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如果说对普通汉人还能有一丝丝宽忍的可能,对胡人则很少留余地。

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大汉从南到北,由内而外,发生的大小叛乱、动乱数也数不清,毫无例外,所有参与叛乱的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投入一些必死的刑徒营工程,没有任何宽免的可能。

这样高压的政策,持续二十多年后,大部分蛮夷也开始逐渐驯服,处于归化的状态中,毕竟,反叛的与有反叛嫌疑的,大多被杀又或者被投入刑徒营改造。

于榆林许多党项人而言,他心中同情叛贼,支持叛乱,但只要不像野利等部族那般亲自参与其中,那就有余地。

叛军成功,他们能趁机获得好处,叛军失败,他们也不会有太多损失,至多回到过去二十来年的日子中,又不是不能习惯。

然而,世上没有这么容易的事,尤其榆林甚至西北特殊的民族、政治、军事情况,使得朝廷的态度异常的坚决,行动也异常的冷酷,根本就不给贰心者首鼠两端的机会。情势复杂,难辨敌我,难分忠奸,那就一并扫除。

而到了这一步,很多党项人方才醒悟过来,后悔莫迭。只是,为时已晚,索命的绳索早已套上脖颈,斩首的屠刀也已磨得锃亮。

与朝廷而言,为了布下这个阵势,调动十几万军队,耗费无数人财物力,如此沉重的代价付出之后,那一切也都没有什么余地了,没有刹车的可能,只有沿着既定的战略计划做下去,直到完成。

而带来最显著的结果,便是榆林全境,竟成血色,千里之内,寥无人烟,即便有,也只是尸骸罢了。

在榆林,被杀者毫无疑问,都是“叛贼”,但杀人者就不一定了。这其中的原因,还在于一开始就发布的那道政策,执叛贼首级献官府者可免死。

在杀戮横行的榆林,这道对叛贼唯一的宽恕政策同样不免被念歪了,当然,或许本就在朝廷的预期之内。

早在榆林封锁圈形成,境物资严重缺乏时,就已经有一些抢无可抢、寇无可寇的叛军,感到威胁了。

在冰雪交加的严寒中,什么富贵荣禄早不是叛军的目标的,生存是第一位的,那时候,就已经有些叛军,开始攻击“义军”,抢夺生存物资,到后来,干脆执首级冒险去向官府投诚。

对于这些“反正”的行为,在赵王刘昉的主持下,并没有食言,而是严格按照刘皇帝的意旨来执行,全部接纳,赐下脱罪免死的凭证。

当然,对这些人,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全被被分流到天南海北,安西、安东、安南、南洋都是流放的目的地。但不论如何,至少命是保住了。

有了这些榜样,剩下的叛军如何选择,就有实际的参考了。叛军同道的内部残杀,也由此开始,最初也只是小规模的矛盾爆发,食物争斗,到后面就演变成彻底的生存之战。

等袁、李先后惨败于官军,各路乌合义军,就更没有坚持的理由,一场大规模的淘汰赛,正式展开。朝廷的赏钱,仅针对于官军、汉民以及仆从杂胡,但叛军只为了活命,也是毫不留情向周遭叛军队伍下手。

同时,追杀叛军的人除了官府官军组织,同样还有榆林境内的党项人,其中有他们的同族同类,但同样是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拿起钢刀。同样的道理,党项人执一“叛贼”首级,一样能够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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