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国土面积大了，国防治安的压力也在上涨，到处都需要军队去驻守，去维持治安，去去弹压叛乱。再加上几次对外扩张的战事，都需要兵马的补充，而一次开宝北伐，就让大汉进行了最为疯狂的暴兵，战后虽然裁撤了一些，但大部分是保留下来，成为在籍士兵。

一直到近几年，军队的进出，才进入了一种相对缓慢的节奏，每年退役与新募的数量，都维持在万人左右的低水平，并保持着平衡。

裁军与募兵并行，仍旧是军队规模管理的主要政策，只不过在裁军的大背景下，前者比重更大罢了。并且，对新募士卒的要求也更高，出身要清白，没有犯罪记录，身体素质也要更好，最好是有产良家。

按照改革方案，在十三年剩下的半年中，便要正式启动裁军行动，规模一次性不会弄得太大，不要求全面铺开，甚至只当做一个试点，目标就选定在京畿地区的禁兵。

时至如今，围绕着大汉两京，朝廷常年所屯禁军便超过十五万人，若加上全国各重要城市、战略关隘以及轮戍诸边者，禁军的总兵力便有二十多万人。

而以大汉当下的局面，中枢的权威，京畿的安全是完全有保障的，实在没有必要维持如大规模的禁军。这其中，为避免外重内虚，造成军力失衡，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决定进行裁军，那自然是内外并举，中枢的军力下降了，那边军及地方军队自然要跟着削减。而真正走出这一步后，便没有任何反悔的余地了。

原本，赵普等臣是打算从边军开始整改的，并且选定辽东作为第一处，但被刘皇帝拒绝了，在国防安全与内外平衡的考量上，刘皇帝选择了前者。

显然，比起对内地道州军队的改革，对边军的处理，刘皇帝要更为审慎一些，要为国防安全、边疆安宁所虑，宁愿暂时延后一些，并且直接要求枢密院在后续对边军的裁军计划中，务必做得更细致些。

裁减朝廷在册官兵，固然会极大地减轻朝廷的财政负担，从长远来看，是有益的。但这个过程，却不是简简单单地削减兵额、退役士兵就行了的。

为了减轻长期的财政压力，会面临短时间内更加繁重的负担，裁兵并不是免费的，至少，每年数万军队的退役，如何安排这些官兵，朝廷就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去安抚，要照顾其情绪，否则惹得军心不满，人心动荡，会出大问题。

被裁撤的，可都是职业士兵，在军中，除了接受忠君爱国主义教育，便是训练军事技能，训练打仗，几万人一波地往民间转业，处理不好，对社会治安都会造成严重威胁。

早年的时候，针对官兵的裁汰，朝廷基本都会安排妥当的，除了给钱、给地，还能尽量在地方安排一个职位，要么转为待遇差些的辅卒，要么回乡里地方。

但如今不行了，大汉的官吏队伍已经足够庞大，没有那么多的位置了，同时，裁兵的规模又大，以四十万人来算，哪怕有十年的时间做缓冲，哪怕只是最低级的职位吏事，也不可能腾出四十万个位置来。

因此，当下大汉官兵退役的待遇，也远不如当初了，而为了安抚人心，也只能从钱财上想办法了。

为此，刘皇帝又让财政司每年拨款两百万贯，由枢密院、兵部、户部遣专吏管理，专门针对官兵的退役事宜，按照军职大小，予以补偿，这算是遣散费。

为了缓解财政司的压力，刘皇帝又同意从内帑借钱了，当初的借款，通过几年的时间，都还没有全部还清，也就是刘皇帝不收利息。

不过这一回，刘皇帝主动得多，没有多少废话，一切以军队事务为要。虽然每年两百万贯对朝廷而言不算太多，但是，朝廷裁军的花费，可不只一个“遣散费”。

大汉的百姓，大部分人还是很朴实的，换作军队，也一样，久经训练、严明纪律的他们，面对裁撤，或许会有些怨言，但直接抗拒是不大可能，当然，前提是给的待遇足够，要表现出足够的诚意。

但是，对于另外一批人，就不能单纯地去靠钱财安抚了。大汉的军队体系，如果队长以上就算军官的话，那么五万人的裁撤规模，就代表每年有上千名军官将“失业”。

对他们，自然不能苛求让他们像普通士兵一般回家种地务农，军职越高，越是如此。除了钱，还得给权，调任地方官府衙司为官为吏，是最好的处置办法了。

这除了继续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影响外，也因为能在军队中当军官的，都能称得上大汉的人才，弃用这么多具备管理能力的人才，也是朝廷的损失。

当然，这同样给朝廷吏政管理带来一个新的考验，那就是在朝廷每年得保证额外一千多个官吏职位，以满足对退役军官的安排。

这或许有些麻烦，但终究只是小麻烦，赵普几乎拍着胸脯向刘皇帝保证，此事能够解决。而赵普打算采用的解决办法就是，对地方的官员僚吏进行一次清退行动，腾出足够的位置。

用赵普的话来讲，军队的事，不只是军队的事，军队的改革，也需要全国协调支持。军队都开始做改革，做更新换代了，官僚队伍，也该紧随其后，跟着动一动，对那些年老的、腐败的、尸位素餐的，进行调整，这是朝廷吏政的一贯要求，也符合吏治原则。

当然，话说得再漂亮，根本原因还是为了配合兵制改革，方便妥当地安排退役军官。对此，刘皇帝还是十分认同的，觉得赵普顾全大局，锐意改革，不愧宰相之姿。

在这方面，刘皇帝也是有经验的，早年的时候，为了聚揽权力，培植帝党，他就曾以各种理由把朝廷内部的一些老臣勋贵给清退，腾出位置给年轻有为且便于任用、控制的后来者。

第54章 兵制改革2

任何事务的变革，都伴随着利弊，都该从正反两面看待，在变革当下，也是随时局发展而具备其必要性的。若不以现实条件，不顾客观规律，靠着帝王抑或当权者拍拍脑袋决策，一意孤行，那就不是变革，而是祸国殃民的瞎折腾。

大汉朝廷或者说刘皇帝决定对兵制改革，自然也不是受了几道谏章，听了一些进言，便脑热心动，拍板决策。

在前面，已经有几年的酝酿，也经过多方的调查与综合考量，方才定论。财政面临的压力，也属于客观情况，是现实需要。

当然，并不是大汉的财政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以当下两税、商税及盐铁茶棉等税收大项的收入，是足以维持国家军事行政的正常运转的，十年当可无虞。

赵普等大臣所考虑的，也不是要打压军队，也不认为朝廷的财政真就到了不裁军就会崩溃的地步。

国防巩固，边境维护，军队建设，这些涉及到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固的大事，其重要性他们也同样明白，只是觉得在和平年代，以那般高昂的代价维持着那般庞大的军队，确实没有必要，军费的开支是可以也应该得到限制的，至少该限制到一个健康的水平下。

刘皇帝这些年在维护汉统，在治国理政上，也是在不断调整，更加务实，更加看中当下。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完全丧失了远见，不再具备预见性。

作为帝国的皇帝，王冠之沉重也逼得他做些长远的考虑，而不是完全待事待临头，再去仓促应对。至少，他不愿意在十几二十年后，当问题深入、情况严重到不得不改的地步，再被动地去解决。

当然，他自己还能不能活二十年，还是未知数，但只要他还在位，他能够做的，该去做的，还是要坚决地去做，尽量不要把问题抛给继世之君。这是刘皇帝作为“开国”之君的担当，也是性格使然。

但凡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纠正时弊、缓解旧矛盾的同时，也需注意到新问题的产生以及新矛盾的扩大，这是十分必要的。

在过去大汉那么多轮的变革中，也有无数案例证明了此点，没有任何一项新政的诞生，新制的改革，可以做到一劳永逸，百利无害。因此，在这一方面，大汉的君臣还是很理性的。

从此番兵制改革来看，如果成功了，能够按部就班地根据中枢制定的方案去落实，那在未来，大汉的军费支出是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国家财政也能更加趋于理性与健康。

这是利处，也改革的根本目的，但同样的，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带来了国家财政与国防建设的新矛盾。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么改革也难称成功，甚至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进行大规模的军队裁撤、的军费削减之后，如何维护统治，如何巩固国防，如何保障大汉这万里疆土的安全。

被裁撤的军队，他们原本所承担的国土守卫、治安弹压的职责，必需得找到替代的方案，官兵的规模可以削减，但不能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

因此，削减军队规模，只是兵制改革的第一步，紧随其后，当同步进行的，则是组织一股能够填补国防缺失的力量，那便是乡兵。

经过多年的建设，大汉早已从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套基本的乡兵体系，每年的军费之中，也有一部分专门针对乡兵武器、训练、给养的拨款，由各道州都司负责。

按照大汉乡兵建设条制，凡在册之乡兵义勇，每年在农闲时，都要接受都司下属作训都尉为期45——60日训练，包括基础训练以及军事条令的灌输，代价是可以免除一定的劳役。

在战争年代，这些有基础训练经验的乡兵义勇，毫无疑问是大汉军队最重要最可靠的兵源，是枢密院最主要的招募对象，对统一及对外战争的消耗做到了有效补充。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和平的降临，在乡兵的组织建设上是进入了一种停滞状态的，不论是财政投入还是操训上。

毕竟，当大汉打遍四海无敌手，当战争正事实上地远去社会恢复稳定与安定之时，人们的视线自然也从战争上转移，心思也彻底放到生计的劳碌奔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