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困顿之局,天道好还(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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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清政府有以加官晋爵为条件的搜刮钱财的政策。也就是捐输越多。加官愈厚。这样可以使一些昏庸的蒙古王公、贵族层层搜刮人民,为其买官爵所用,既达到控制其经济的目的,又能增加财政收入。

但从去年明军在江南发动反攻后,这项政策对蒙古诸部已近于失效。形势有变的情况下,谁也不会为了一个暂时的空头衔。去耗费财物吧?

而清廷统一蒙古各部后,取消了各封建主和汗原有的诺颜等称号,参照满族官秩,分别给蒙古封建主及黄金家族的成员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爵位,还下设一、二、三、四等台吉。非黄金家族的封建主及贵族成员则封为一、二、三、四等塔布囊的品秩。按照不同等级授予不同等级的俸银、俸禄、随丁及各自等级标志的服饰。

蒙古诸部在捐输和助兵的事情上狡词延宕,但俸银、俸禄却还要得勤快,又给清廷背上了一个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而蒙古诸部态度转变更为明显的是开始违反清廷所制定的封禁制度。蒙古经济是以游牧为主,择水草而居。但清廷却从抑制蒙古经济的发展和掠夺蒙古经济等目的出发,制定了封禁制度,让蒙古人只能困居在所居旗境内,不得愈越。

禁令使蒙占人困居一隅,使各旗之间不能进行经济交流和相互联系,把蒙古人紧紧束缚在所居旗境内。这自然会招致不满,在满清强大时,蒙古诸部还不敢违抗,但此时却已经不太把满清看在眼里,或者说蒙古诸部对明清战争的胜负已经进行了重新的评估,不再把宝押在满清身上了。

这样的内外倾向是危险的,特别是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苏克萨哈曾提出过倾力一战的想法,但却被否决了;他也曾赞同过迁都,回到龙兴之地喘息的议论,更是被无情斥责。

在苏克萨哈看来,调集精锐,哪怕是京师禁旅,只要能取得一场大胜,那人心也会大大扭转;若是败了,那便劫财掠民退回辽东,与明朝打持久战。或者就直接退出中原,还能保存兵力,再借助于辽东的气候、地形,更有与明朝耗下去的资本。

不管怎样,他都认为比现在这种硬撑下去要好。空耗实力,却又无决战一场的意志;分兵驻防,又显得处处难守。时间一长,人心更乱,财政更紧,更没有了胜利的希望。

“嗯,皇商八大家的捐输——”鳌拜沉吟了一下,有些不悦地说道:“数目太少了,如何影响其他商人?”

发战争财历来都是很便捷,也是最快能积累起资本的好时机,山西人把握住了这个时机。夹杂在满洲人席卷天下的队伍中有非常之多的山西人,他们形成满洲铁骑的后 勤 部 队 ,在这只后勤部队中形成了后来名闻天下的山西八大皇商(满清的八大蝗商)。

他们控制了绝大部分与满洲军队的贸易,也控制了绝大部分察哈尔也就是张家口的对蒙贸易。

其实,早在满洲人入关前,这八大皇商便常往返于关内关外。在明朝政治日趋**和社会动 荡的关头,商人特有的灵敏嗅觉,使他们看到了满清的崛起和野心 。于是在正常贸易之外。暗中为满洲人输送军需物资,提供军事情报,搞起了政治买卖。

满清入关后,顺治没忘为己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家,在紫禁城便殿设宴,亲自召见了他们。并赐给服饰(想必是马褂汉奸服)。 宴上,顺治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 “皇商”(籍隶内务府)。

其中,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从此。范永斗等人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

特别是范永斗,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凭借皇家威势,广开财路,漫天作起买卖来。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但此一时,彼一时。清廷为解决财政困难。还是先盯上了这些“皇家走狗”,希望由他们进行带动。转而从北方的商人身上榨取财富,以便支撑这场在他们看来,还未失败的战争。

“倭国幕府在南京陷于贼后,便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由终止了贸易。”苏克萨哈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说道:“以皇商身份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损失很大,这个时候——”

“现在是有所损失。”鳌拜不为所动。冷笑着说道:“以前呢,对日铜贸易那可是暴利,他们赚了多少?”

范家因官而兴,所做生意也大多与政府有关,其命运的把柄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也是范家过于贪婪,处处伸手,竟联络张家口的五个皇商。承包了对日铜贸易。当时的清廷在国内禁止采矿,进口铜业自然是暴利产业。

但在明军光复南京之后,倭国幕府的态度便开始明朗,断然中断了与满清皇商的铜贸易。曾经暴利的铜业突然变得无利可图,这让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进退失措。而朝廷的官员们则乘机催讨官铜,迫使范家只好到市场上去高价收购,损失惨重。

苏克萨哈对鳌拜等人所做出的类似“杀鸡取卵”的政策是不赞同的,但他委婉的劝谏被鳌拜强硬地顶了回来,也只好心中悲叹,无可奈何。

其实,鳌拜等人能如此去做,一方面是形势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有其根据和理由的。

什么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这样讲,那就是所有封建统治下的臣子是没有自己的财产的。你的不是你的,是朝廷的,是君主的;现在是你的,是因为朝廷和君主还不需要,暂时归于你名下而已。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遏必隆在旁帮腔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心里还不清楚?如果我大清战败了,他们有什么结果?还死守着那些钱财,一点用处都没有。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了,难道他们还不愿意吗?”

愿不愿意也得拿出来呀!捐输是官面上的话,如果不识抬举,那便要抄家抢掠了。

作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极盛之时,家产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隶、河南有盐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六艘;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张家口有商店六座,归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一家,在张家口有地一百多顷,各地房产达千余间。

“战争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皇商八大家正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践者。他们靠依附满人,见利忘义,在国家倒塌的废墟上,在同胞的尸山血海中,成为了家产百万级的富豪。可以说,他们赚的每一分银子上都沾染着同胞的鲜血,都附着了无辜的冤魂。

只可惜,“狐兔死,走狗烹”、“卸磨杀驴”的戏码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屡演不衰。“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

诚哉天道好还。投靠鞑虏、出卖同胞的卖国之辈,曾经风光无二的皇商这么快便被主子当作压榨的开刀对象,恐怕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吧?

正如朱永兴在邸报上发表的御笔文章所说:商业无国界,商人有国籍。如范奸永斗、王奸登库、靳奸良玉等,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于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杀同胞于血海,毁国家于旦夕,虽万世难消此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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