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那左十七都在床上躺着了，还要怎么阻碍？”

左鸿堂听到这里，瞬间明白了过来，然后他顿时大怒：“发作那畜生是我左家私事，这个就不劳余爷您挂心了吧？”

“左老爷如何发作子侄，那委实不归小人管。不过眼下这份文书，可就是小人该管了。”

余本德说到这里，缓缓从怀中掏出一份契书，放在了桌面上。

第347节 开港（十三）

左鸿堂拿起桌上那张契书定睛一看后，这次他是真地动怒了：“余爷，这墨迹未干的东西，须做不得数！”

纸上的内容很简单：左十七同意和租栈换地的意向性协议，外带手印。

余本德这时笑吟吟地问道：“老爷，这白纸黑字的，手印都按了，怎能做不得数？”

左鸿堂狠狠地将纸页拍在了桌面上：“这狗屁玩意又不是地契，无族内公议，私下买卖田土，自然做不得数。那十七迟早是要上家法打死在祠堂的……余爷，你捞过界了！”

……

从这一刻起，族权和皇权就对上了。

中国传统社会是“皇权、教权、族权”三权并存的社会结构。

皇权行使得是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族权行使得是地方自治的权力。皇权只到县一级，所谓“皇权不下县”说得就是这个。

县以下的乡镇、村庄都是宗族、民俗自治，只有牵连到法律与国家公共事务时，皇权才能伸延到乡镇及村庄。

然后呢，因为人们都遵循传统文化，所以整个社会的教化、是非曲直与道德评判，就可以由掌握了文化的教权来完成——一个稳固的三角形就这样形成了。

于是今天这张泛着黄色的，薄薄地契约被扔在桌上的那一刻，代表着皇权的余本德就等于和代表着族权的左鸿堂就正式交锋了。

从理论上讲，这张契约代表得其实是个模糊地带：双方都有理。

对于“皇权不下县”的明代宗族来说，左十七的一切，包括他的财产和那条命在内，族中都有权利私下解决掉——几千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民不举官不究”，宗族用家法杀人是理直气壮的，根本不需要给官府报备，更遑论那点田亩了。

这就是左鸿堂攻击余本德“捞过界”的原因：余书办打破了双方之间的传统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