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1 / 2）

我父亲的家庭情况，可以说是旧时代里封建家庭的一个典型，他有1妻9妾，17个儿子和15个女儿。此外，还有几个儿媳和一些孙子、孙女。家中还有管事的、账房、男女教师、中西医生、厨役、裁缝、花匠以及男女佣人，跑上房的和跑各房的老妈、丫头等等，总计有几百个人。这么多的人一切都要以我父亲为中心，服从他的命令，听凭他的摆布。他们的荣辱沉浮，全由我父亲一人决定。他的家庭主要成员——1妻9妾的命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们之中有的是宠擅专房，有的被打入冷宫。这些人的命运，完全由他个人的好恶来决定。至于他的好恶，到底有些什么标准，那就很难说了。

他的原配于氏，就是因为偶然的一句话，弄得他不高兴，以至牢记在心，从此冷淡相待，成了一个主妇“牌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是河南省乡间人。她的娘家在乡间虽是一个有钱的人家，但是她却没有读过书，不认识什么字，也不大懂得什么规矩和礼节。我父亲和她结婚的头一两年里，感情还好。有一天，我父亲看到她经常喜欢系一条红色绣花缎子的裤带，就和她开玩笑说：“看你打扮的样子就像个马班子河南人称呼妓女为”马班子“。。”她并不认为这只是夫妇之间的一句玩笑话，却反而讥讽地说：“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她说的这句“我有姥姥家”的话，意思是说她是有娘家的人，也就是说她是一个明媒正娶的大太太，而不是没有娘家人的姨太太。我父亲由于自己的生母正是一个姨太太，因此认为这是她有意揭他的短处，一怒之下，从此不再和她同房。所以她在生了大哥克定以后，也就没有再生其他子女。我父亲做官以后，一直把她撂在项城乡下。后来我父亲在山东巡抚任内派人迎接我的祖母刘氏，她才随我祖母一道来到济南任所。自从我父亲把她接到任上直至后来到了北京，我父亲始终只是在名义上承认她是家庭中的主妇。他既不让她管家，也不和她同居。实际上，使她成了一个主妇“牌位”。不过，我父亲表面上对她还是客气，就是到了中南海以后，他也总是按着历来的习惯，隔个3天、5天，就到她房中坐一会儿。他俩在见面的时候，我父亲一定先问一句：“太太，你好！”她也一定回答一句：“大人妻妾们一直称呼我父亲为大人，直到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更改。，你好！”接着，再随意谈上几句生活上的闲话，就结束了这照例的一次会见。

有一次是阳历年，各国公使和夫人先后来到总统府给总统贺年，随后还照例要给总统夫人贺年。她平常在家庭中虽是一个主妇“牌位”，但在这样的外交仪节中，我父亲还是不能不让她上前的。这一天，她穿着红外褂、红裙的礼服，接受外宾们的祝贺。不料正在仪式进行当中，忽有某一国的公使走上一步，到她面前，要和她行握手礼。她当时不明所以，大为惊慌，立刻把身子一偏，口里发出“嗯”的一声，将双手缩回背后去了。这时候，公使一看总统夫人神色有变，动作不同寻常，不由得僵在那里，最后只好同着公使夫人匆匆退了出去。我父亲听到这些情况，就规定以后凡遇接待宾客，需要她出场的时候，就让二姐、二哥和我陪同出场，由我们在旁代为照料问答，不让她自己再说一句话，也不让她再有什么特殊动作，以免再出现其他笑话。从此，每逢遇到这种场面，她就更是一块地道的“牌位”了。

我父亲在前后两个阶段里所最宠爱的是大姨太太和五姨太太。前一阶段里宠爱的是大姨太太苏州名妓沈氏。由于她在我父亲落魄无聊的时候对他有过恩情，所以我父亲在朝鲜做官期间，就把她接到朝鲜，把她当做“太太”看待。我父亲不但让她管家，还把带到朝鲜去的大哥克定交给她抚养。所以从大哥以下，所有的我们兄弟姐妹们都称呼她为“亲妈”。“亲妈”这种叫法，是仅次于“娘”的一种称呼。我父亲竟让自己的儿女们这样叫她，也就可以看出他对她的宠爱之深了。在当时的一些外交场合中，她同样是以我父亲的“太太”的身份出现。在她的手里，我父亲还娶进二、三、四3个姨太太。事情是这样：我父亲原定娶朝鲜李王妃的妹妹金氏一人为妾。可是，在金氏嫁过来的时候，还带来两个陪嫁的姑娘，李氏和吴氏。我父亲就一并收她们为姨太太，并按她们年龄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吴氏为四姨太太。还因为这3个人都是在大姨太太手里娶进来的，所以我父亲就让大姨太太担负教导她们的责任。直到我父亲回国在他升任山东巡抚的时候，才把我娘由项城老家接到济南任所，也才把她那块“假太太”的招牌给摘掉。

过了不久，我父亲又娶来了在后一个阶段里最能得到他的欢心的五姨太太。五姨太太杨氏，天津杨柳青人，是一个出身于小户人家的女子。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我父亲对她却特别宠爱。这主要是由于我父亲既赏识她管理家务的才能，又欢喜她口巧心灵，遇事有决断。从此，我父亲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既不操心，也不过问。无论是该吃什么，该穿什么，或是该换什么衣服，该做什么东西，都交给她一手经营，就是我父亲的贵重财物也同样交由她收藏保管。我父亲不仅让她照管自己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整个家务，管理各房的女佣人和丫头，管理我们兄弟姐妹们，还管理六、八、九3个姨太太。由于我父亲很能听从她的意见，所以不论是谁，只要不服从她的约束，她就可以随时告诉我父亲，由我父亲出面解决。因此，全家上下都因为我父亲的缘故而对她抱有畏惧的心理，就是我娘于氏也不例外。

上面已经谈过，我父亲在朝鲜原定娶金氏一人为妾，可是金氏本人却认为是嫁过来做我父亲的“正室”的。不料，过门以后她不但不是“正室”，她的陪嫁过来的两个姑娘反倒被我父亲一并收为姨太太。同时在她的头上，还有一个我父亲当做“太太”来看待的大姨太太。她当时才是一个16岁的女孩子。在那样的环境里，她除了逆来顺受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其他出路，因此心情是痛苦的。由于精神苦闷的重压，使她成为一个性格古怪的的人。一方面，似乎脾气很好，对家里所有的人都很和气，也从不和人争长论短；另一方面，在不高兴的时候，却会因为偶然的原因，一语不合闹起气来，甚至闹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例如，像前面已经谈过的，她就是因为一言不合，居然把和我父亲对坐下棋的时候所用的棋盘、棋子，都给扔到水里去了。又有一次，她和五姨太太在中南海内一处座落里对着喝酒。大约两人都喝得有些醉意了，不知道为了几句什么话，两个人吵起嘴来。先是动口，接着就动了手，直打得不可开交。幸亏有的佣人报告了我父亲，等到他大声喝止以后，两人才算罢休。她虽是有些醉意，但五姨太太是我父亲当时最宠爱的人，这一点她还是能够意识到的。她是在五姨太太历来的欺压下，忍无可忍，这次为了几句闲话便不顾任何后果地拼起命来。她这种古怪脾气，也表现在对儿女和丫头们的责打上。她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所以对待女儿就比对待儿子更厉害一些。她有时毒打起丫头来，那就更加厉害了。

她皮肤很白，浓黑的头发长长地从头顶一直披拂到脚下，看起来是很美丽的。但是，她神情木然，似乎永远没有高兴的时候。她不但对待儿女没有什么亲热的表示，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到她屋里去，她也是板板地对坐在那里。有的时候，我父亲说到高兴去处，她虽然也陪着一笑，但笑过之后，立刻把笑容敛住，于是她的脸上就再也看不出丝毫笑意。她在过年、过节和她自己生日的时候，总要暗暗地哭一场。她嫁到我家以后，从没有回过娘家，娘家的人也从来没有来看过她。有一次，六姨太太的母亲和哥哥从江苏扬州老家来看望六姨太太。这两个客人，既要给我父亲和我娘磕头，还不能和我家的人平起平坐，这大概就是她不愿意娘家人来看望她的缘故吧。对于娘家过去的情况，她更不愿多说。在中南海的时候，她并不是每天都到居仁堂去的。但是，我父亲见到有什么好吃的，或是她所喜欢吃的东西，总是时常叫佣人请她同吃。此外，我父亲对于她无论在礼貌词色间，或是物质待遇上，都比较其他姨太太要特殊一些。这或者是我父亲于心有愧，才借此来弥补他的罪过吧！

她在死前的头一天里，对我二哥说了两件事：一件事，在她过门以后不久，大姨太太借对她教导和管束的名义，对她进行虐待。有一次，大姨太太把她绑在桌子腿上毒打。由于她的左腿被打得过分厉害，受了内伤，以至于临死的时候还经常疼痛，并且还不能伸直。另一件是，她的父母原来也认为她是嫁给我父亲做“正室”的，及至过门以后，才知道她不但是一个姨太太，并且还把她和两个陪嫁的姑娘排在一起，成了个三姨太太，自然已经十分痛心。后来，她又要随着父亲离开朝鲜，更是加倍的伤感。特别是她的母亲看到自己的爱女迢迢千里地到一个陌生异地去。今后自然很少再有见面的机会，因此悲痛和思念的情感，就交织在这个老人的心中。有一天，她母亲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仿佛也就投井自杀了。她父亲既痛心于女儿的遭遇，又看到老妻因为女儿的缘故竟至自寻短见，当时悲痛得吐了很多血，3天后也就身死了。她在说完第二个故事以后，又对我二哥说，她所以不愿意在这以前说起这件事，是为了免得暴露我父亲生前所做的错事，由这一点看来，她算得是“用心亦良苦矣”。

除了上面谈过的这几个姨太太以外，我父亲在后一阶段里，还陆续“置办”了几个姨太太。六姨太太叶氏，七姨太太张氏，都是做直隶总督的时候“置办”的。八姨太太郭氏，是他做军机大臣的时候“置办”的。九姨太太刘氏，是他在彰德隐居的时候“置办”的。他“置办”这么多的姨太太，完全为了自己的享乐。这里只谈谈六姨太太的“置办”过程，便可以看出他的荒唐了。

我父亲在直隶总督任上，曾派二哥到南京替他办一件什么事。由于二哥生性好在外面玩乐，所以公余之暇，就常到钓鱼巷一带走走，因此结识了后来六姨太太。两人一见倾心，互相订了嫁娶的盟约。在二哥临行的时候，她赠给二哥一张照片留作纪念。依照我们家的规矩，儿女从远道归来，是要向父母磕头“请安”的。二哥返津复命，正在磕头的时候，不料这张照片却从他身上失落下来。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就指着地上连声问：“是什么，是什么？”当时二哥还没有结婚，自然不敢在父亲面前透露自己的荒唐行为。他情急智生，就说是他在南边给我父亲物色了一个很好看的姑娘，现在带回来的这张照片，为的是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一看这张照片的倩影，果然很美丽，就连声说：“好！好！”接着便派了向来给他做这种差使的符殿青带了银钱将她接了回来。那六姨太太原是和二哥有着嫁娶之约的，现在看到是袁家派了人来接，很自然地便想到二哥身上，便也收拾行装，欣然北上。没有想到在“洞房花烛夜”，却发现她意想中的翩翩少年，竟变成了一个满嘴胡须的老者，她那哀怨之情，想也不会少于我的母亲吧！

四姨太太吴氏和七姨太太张氏，都是我们还没有搬到中南海之前死去的。四姨太太是因为“月子病”死去的。当时我父亲正在直隶总督的任上。有的人说，我父亲在临死以前，曾掐死了一个姨太太，有的小说还特别指明是四姨太太，那是不确实的。七姨太太没有生过子女，依照我家的规矩，是应该叫做“姑娘”的。但由于我父亲对她的宠爱，一切给予姨太太的待遇，所以全家上下也都称呼她为七姨太太。当我父亲奉命“回籍养疴”时，他曾带着她由北京到河南辉县暂住，就在那个时候她因病死在辉县了。

音容举止和起居饮食

我父亲生就一副五短身材。我们曾看到过他做直隶总督时的一张照片，从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他已经比较胖了，到了中南海，比以前更胖了些。由于他好武，所以无论是站着或坐着，总是挺直了腰的，就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的时候，也直着腰。当然，靠着沙发背坐着的时候是有的，但也是直着腰在靠着，从来没有看到他斜歪在那里的时候。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一边由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座。他坐下以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由于他腿比较短，所以在坐的时候，总是两腿垂直，仿佛“蹲档骑马”的姿势，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他保留着比较重的河南乡音。在谈话的时候，他总是和人一面交谈，一面却不时地用手摸着他的胡子，并且时常“啥”啊“啥”的。他说话的神情很严肃，语气斩钉截铁，从不絮絮叨叨。他有一个口头语是：“嗯，你懂不懂？”每当他和人谈话到了一个段落的时候，总要用上这个口头语。这不过表示他“重言以申明之”。使得听的人不至于忽略他所谈的内容罢了。但是，有人认为这是我父亲对人轻慢的表示，这倒真是冤枉了他。他和人交谈的时候，嘴里总离不开雪茄烟，走路的时候也是如此。他走路的时候，有一些左右轻微地摇摆，手里一定拿着一根下端镶有铁包头的藤手杖。这根藤手杖，仿佛不是我父亲借它来支撑自己的身体，而是故意用它来敲地似的，随着他走路的声音，总是另外听得见这根藤手杖梆、梆敲地的声音。我们知道，我父亲所以要随身带着这根下端镶有铁包头的藤手杖，是有防身之意的。

他平常很少有笑容，和人谈话的时候，同样很少看到他又说又笑，就是他遇到或是谈到什么极其可笑的事情，也总是哈哈一笑就完。笑完了，在他脸上就再也找不到些微笑意了。有一次，黎元洪副总统的夫人来看望他和我娘，这才看见他带着笑容和黎夫人问答的神态，但这只不过是“偶一为之”的例外。可是他又很少生气，也很少看见他脸上有愁容。除了管教儿子有时生气，甚至于气到用皮鞭子或是棍子责打儿子以外，他对于男女佣人，自己从来没有责打过。他们做错了事，他最多只是骂上一声“混蛋”；真的气极了，也只是把一声“混蛋”，变成“混蛋加三级”，便算了事。那些“跑上房的”当这个差使的，都是年龄在十四五岁以下的男孩子，他们都是一些老佣人的儿子或孙子，一过了这个年龄，便调出去做别的事了。，如果谁犯了重大错误，他也只是叫管事的申明善或符殿青把“跑上房的”带了出去，用皮鞭子责打10下、20下，以示惩罚，他自己却从不动手打人。至于他的僚属或部下，他对待他们都很客气，很少看到他厉声厉色的神气。但凡和他接触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对他抱着恐惧的心理。可以说，我父亲是有着“不怒而威”的神态的。有的人说，他坐在那里，像一只老虎。这当然是一种附会的说法。但是他的双眼，如果圆睁起来，确实令人感到有些“杀气”，这大概是人们对他心怀恐惧的道理吧！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一年四季是有一套刻板规矩的。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盥漱，6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吃一大海碗的鸡丝汤面，7时“下去”由于当时住在居仁堂楼上，所以称上楼、下楼为“上来”、“下去”。，他缓步下去的时候，总是拿着那根藤手杖。这时人们就听得梆、梆、梆的声音，最后又听得他发出一声“哦”像咳嗽而又不是咳嗽，这才算完成了他下楼的“仪注”。我曾经问过他：“爸爸为什么要‘哦’呀？”他回答说：“要这样才好。”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大概是为了表示他的到来，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下楼后，就到办公室办公或会客。11时半他吃午饭。他所用的碗、筷、碟，都比其他人用的大些、长些，所吃的菜，不但花样经久不变，而且摆放的位置也从不变换。例如，他最爱吃清蒸鸭子，那么，在入冬以后，就每顿必有这个菜，位置一定摆在桌子的中央。又如，肉丝炒韭黄摆在东边，红烧肉摆在西边，那么，只要不换这两个菜，位置就固定在一东一西。他吃鸭子的时候，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掀，一转两转，就能把鸭皮掀下一大块来，手法是异常熟练的。他还爱吃我母亲做的高丽白菜。做法是：剥去一棵白菜外边的菜叶，将它的嫩心切成4段，每段的中间夹上梨丝、萝卜丝、葱丝、姜丝。他从不爱吃咸菜、酱菜之类，因此饭桌上就永远看不到这类小菜碟；有的只是二姨太太做给他吃的熏鱼，到了冬季还有上面所说的高丽白菜。至于所吃的主食，也是经久不变的，每顿除了馒头和米饭以外，一定要准备好几种稀饭，大米的、小米的和掺玉米糁的，夏天还多加一种绿豆糊糊。这是一种河南人的饭食，用磨碎的绿豆熬成糊糊。吃午饭的时候，如果没有外客，除了当值的姨太太姨太太当值的办法当在下面谈到。及我和二姐陪同他吃饭外，有时也叫别的姨太太来陪吃。她们来的时候，总要带自己房里做的一两样有特色的好菜来同吃。

午饭后，他上楼睡约1小时，下午2时起床，又下楼办公或会客。5时以后，他就离开办公室和姨太太们及小弟弟、小妹妹们到中南海各处去散步，有时候也骑一骑马或划一划船。每逢他出来的时候，是要“净园”的。比如说，他今天要到瀛台去看看，那么，在他没出来以前约1个小时，就有人按传下来的话，吹着哨子，沿途四处知会，叫人们事先回避。这是因为在总统府内办事的职员、杂役人数多，怕他们无意中“惊了驾”而定的规矩，这个规矩，并不是进中南海的时候才开始的。他在彰德隐居的时候，那个养寿园的规模并不很大，但是每逢他去散步或垂钓，也是要“净园”的。因此，当我父亲带着我们一些人出了居仁堂的时候，只觉得满园静寂，悄无人声，各处都呈现出空荡荡的一派肃静景象。至于随着我父亲出来的，除了我们家里的人以外，他只许可那一些扬州籍的丫头、老妈划船时，也是由他们划的。和几个“跑上房的”在房听候差遣，其他的任何外人是都要“回避”的。

他大约7时吃晚饭，春、秋、冬3季仍在居仁堂，夏季改在稻香村这是一个能够放眼观赏中南海内景致的所在，房子上面铺着稻草，门口挂着葫芦，似乎带着一些农村风味，冬天有时也在这里吃烤肉赏雪。，跟他外出游园散步的人们，也就和他一起同吃晚饭。星期日的晚饭，就和平常日子不一样了。这天晚上是全家在一起吃的，我娘也来。除了大厨房供应的菜以外，各房姨太太也都带来各房自做的拿手好菜。有的时候还叫外面饭馆的厨师前来做菜，如烤全羊、烤小猪、烤鸭……等等。烤全羊是叫前门外正阳楼的厨师来做的。星期日吃饭的时候，他的神情不像平时那样严肃。他和全家随意说笑，也和小弟弟、小妹妹们逗着玩。这时，哥哥们也都“解放”了，也敢参加说笑，一改他们平常那种畏惧拘谨的不自然神态。他每晚9时归寝，在“上来”的时候，当差的必先高声报告：“总统上来啦！”然后他就用和早上“下去”时同样的“仪注”，上楼就寝。

我父亲夜间休息，并不到各姨太太房里去，而是姨太太轮流去“值宿”。轮到哪一个姨太太当值的时候，就由她本房的女佣人、丫头们把她的卧具和零星用具搬到居仁堂楼上东间我父亲的卧室里去。那时大、二、三3个姨太太都已经不和他同居了，轮值的只有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这4个姨太太，每人轮流值1个星期。其中只有九姨太太由于年纪轻，有时伺候得不如他的意，因而还不到1个星期，我父亲就让她搬了回去，另行调换别的姨太太。

他在夜间休息的时候，虽是采取姨太太轮流值宿的办法，但一到第二天早晨却依然要五姨太太到他身边来伺候一切。当然，五姨太太值宿时，就接着在他身边伺候了。这位五姨太太平时对人极为严肃，但是每天早晨见到我父亲的时候，却总是笑吟吟地叫一声“大人”，然后再去招呼我父亲的吃穿一切。其他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也同样称呼我父亲为“大人”，也同样地照料我父亲穿衣、吃饭以及其他琐事，却不能像五姨太太那样合他的意。此外，他许可在他身边伺候的，还有几个扬州籍的丫头。因此，有关他惹花拈草的行为，就风言风语地传了出来。但以事涉猥亵，这里不多谈。

在中南海，除了我娘于氏个人有一个厨房外，我父亲和所有姨太太们、少奶奶们的饭食，都有一个大厨房供应。为了分清内外界限，大厨房设了几个转桶。每当早、午、晚开饭、开点心的时候，就由各房“跑上房的”拿着提盒到大厨房说明取哪一房的饭食、点心，大厨房的人们就把应该供应那一房的东西，放在转桶里转出来，然后再由他们用提盒提回去。各房的午饭、晚饭都是4菜1汤。各个姨太太又各自有自己的小厨房，做菜的都是各房的女佣人。当各房的小弟弟、小妹妹生日的时候，照例头一天吃饺子，当天吃面炸酱、打卤两种。。包饺子的办法是：由大厨房将面和馅送到一间指定的大屋子里，由各房女佣人前来包好拿走，自行煮食。当我父亲看到饭桌上摆上饺子或是卤、酱时，必要问一句：“这是谁的生日啊？”

当时除了大厨房以外，还另有西餐厨房。但是我父亲只爱吃西餐厨师做的洋点心，并不喜欢吃什么西菜，也不喜欢用什么刀叉。有的时候让做鲍鱼汤，都叫西餐厨房用菜碗盛来喝，既不用汤盘，也不用汤匙。这个西餐厨房，我父亲很少用它，倒是我大哥、二哥请客时还用得多一些。

穿戴装束和习惯嗜好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固然有一套刻板的方式，就是他的装束、习惯、嗜好，也同样是一成不变的。他在前清做官的时候，除了上朝要穿袍褂以外，到家就换上黑色制服。他这种喜欢穿着短装的习惯早已形成，在彰德隐居时是如此，在中南海的时候也是如此，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改变，只有在祭祀祖先的时候改穿袍子、马褂。他在夏天穿一套羽纱制服，冬天换穿黑呢制服。制服的样式都是矮立领，4个暗兜。他所戴的帽子，夏天是“巴拿马”草帽，冬天是四周吊着貂皮、中间露出黑绒平顶的黑绒皮帽。帽子前面正中镶着1块宝石。他所穿的鞋，夏天是黑色皮鞋，冬天是黑色短筒皮靴。靴内衬有羊皮，靴的两旁嵌有两块马蹄形的松紧带。他由于有轻微的风寒病，所以不愿意穿新做的皮鞋、皮靴。他是从来不穿绸衣服的。他的衬衣裤夏天是洋纱小裤褂，到了严冬天气，除了绒小裤褂以外，外穿厚驼绒坎肩1件，厚毛线对襟上衣1件，皮小袄1件，厚毛绒裤1条。这时外面的黑呢制服也就换成皮的了。不论吃点心还是吃饭，他都是穿着整整齐齐。居仁堂内烧有暖气，温度本来很高，他又穿着这么多的衣服，自然遍体出汗。因此，在吃完东西以后，往往是腾腾的热气笼罩了他的头部，那样子，好像是刚从浴室里出来似的。

他沿着上嘴唇留着沿口胡子，胡子末梢都突过嘴唇。他吃东西的速度比一般人都快，用大海碗吃面条，几口就可以吃完。他在喝汤或喝稀饭的时候，往往弄得胡子、衣服都沾上汁沥。他又从不用手绢，遇着他擦鼻涕的时候，如果无人在旁伺候，他就用袖子一擦了事。所以，他的衣服上就有很多这些东西的痕迹，看起来很不雅观。为了他的仪容，姨太太们就得把毛巾沾湿，帮他擦拭干净，他自己从不动手的。他比大家吃得快，吃完了有时就和大家谈些闲话，说笑一会。等到大家都吃完了，他才站起来。有时候就一会儿也不等，吃完以后，立刻就走。

他所住的居仁堂，是安装着卫生设备的，但是他除了每年过年时洗一次澡以外，其余时间从不洗澡。每到炎夏酷暑，汗自然很多，他却从不自己洗，而是让姨太太们给他擦背，就是他的下身也同样是让她们给擦的。他也从不用洋恭桶，却用一个定做的木马桶。这个马桶比一般的要高，他坐在上面，就仿佛坐在一个凳子上似的。

有一次，我问他：“爸爸，为什么不上澡房去？”他笑着回答说：“那个味儿不好。”澡房里的恭桶可以抽水，他反认为气味不好，用马桶却认为没有气味，这真是奇怪的逻辑。

他平时不喝酒，只是逢年过节喝点绍兴酒。他嘴里经常衔着雪茄烟，却从来不抽水烟、旱烟、香烟。特别是鸦片烟，那真是他深恶痛绝的东西。他在小站练兵时，有一天独自一人出外巡查，恰恰在一个营盘里发现了一个小军官在偷偷地抽鸦片烟。这个小军官一见我父亲闯了进来，手里的烟枪没有来得及放下，吓得浑身发抖，立刻翻身下地，跪着求饶。我父亲顿时大怒，亲自用腰刀把他的首级割了下来。可我们家里，大姨太太、三姨太太、二哥、三哥等，后来都抽上了瘾。但这些人都是偷偷地抽，绝不敢让他知道一点风声。外间传说他有“阿芙蓉”癖，有的小说甚至还说他每顿要抽8口神仙烟，那实在是无稽之谈。他爱吃药，中药是参茸等滋补之品。他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西药只吃苏打片之类帮助消化之药。此外，当时还雇用着两个奶妈，他每天就吃这两个奶妈挤出的奶。就中医的医理说来，人参、鹿茸、人奶，都是热性的补品，他却成年累月地在吃，日子长了，是不会不影响他的健康的。

他喜欢缠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朝鲜籍的二、三、四姨太太是天足外，其余都是缠足的。特别是他喜爱的五姨太太，其得宠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她有一双缠得很小的“金莲”。二、三、四姨太太都是天足，她们嫁到我们家里的时候，又都已经成年，要想缠足已经不行了，只得仿照从前京剧中的花旦、武旦角色“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于他。其中，四姨太太死在他直隶总督任上，算是少受了一些罪，二、三两位姨太太，却一直到他死，双足才得离开“寸子”。但是，她们刚刚离开“寸子”的时候，却反而不会走路了。

封建家规

我父亲整个家庭的家务，主要是由被他宠爱的某个姨太太来经管的。至于我娘于氏，只是个主妇“牌位”，当然很少过问家务。就是他自己也同样是很少过问的。经管家务的姨太太，每每狐假虎威擅权凌虐他人，但是身受其害的人们，却由于我父亲在给她撑腰而不敢抗拒，不敢声张。

我父亲规定了这样一个家规：新进门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的管束，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都要有老的随时教导指点，新的丝毫不得违拗。所谓早进门的，老的姨太太，实际上就是那个管家的姨太太。前一阶段时间里大姨太太对二、三、四3个姨太太的管教，以及后一阶段时间里五姨太太对六、八、九3个姨太太的管教，都是依照我父亲定的这个家规来办事的。

大姨太太由于骤然间来了3个对手，要分享我父亲对她的宠爱，当然内心很有些醋意。因此，她表面上说是教导和管束她们，实际上却是借着“教规矩”的名义来虐待她们。这3个朝鲜籍的姨太太一旦来到我们这样一个陌生的封建家庭里，说话既不利落，又不懂得那一套封建礼法，自然就给了大姨太太很多借口。因此，大姨太太便乘我父亲不在家的机会，常常无事生非，非打即骂，有的时候甚至还罚她们跪砖头。我母亲左腿的残疾就是我父亲所定的这个家规的后果。

按说，几个人被责打得那么厉害，我父亲不可能听不到一点半点，可是他却认为他所定的家规是不能改变的。因此，五姨太太也就仍然能假借家规的名义，以教导和指点为名，对于六、八、九3个姨太太非打即骂，特别是九姨太太年纪轻，进门的日子浅，又不懂得什么规矩礼节，所以，她遭受五姨太太的虐待也就最厉害。有一次，五姨太太竟然把她的头打破了。

我父亲在处理家务的时候，还出现过这样不合理的情况。有一次，我在专馆里把石笔研成粉末，先撒在讲桌下面，使得前来上课的董老师当场滑倒，这种不尊敬老师的行为，本来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我父亲听到五姨太太的报告后，只把我叫了过去，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要是不好好念书，以后就不给你饭吃！”这个时候我母亲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便把我叫回自己屋里，重重地责打起来。我父亲不但不认为她管教自己的女儿是正当的，反而很严肃地向她说：“以后你再敢这样打她，我也照样打你。”

我父亲对于儿女的管教，虽是比较马虎，但他对于所谓“男女之防”，还是非常重视的。他的几个姨太太和一切儿女，在进入了中南海以后，他从不让再出中南海的大门。由于二姐和我多次要求大哥带我们出去玩一趟，大哥无法，才偷偷地把我们带到他在外边的住处——锡拉胡同去了一趟。我们这绝无仅有的一次外出，往返所坐的汽车，是撂下车帘的。在大哥那里听京剧名艺人王瑶卿、王蕙芳等人的清唱，也是隔屋子听的。这固然都是大哥的安排，但由此可以看出我父亲家规的严厉。就是在彰德老家、在中南海内，他也不准我们任意闲步。二姐和我要从所住的居仁堂到我娘所住的福禄居去，一来一往，都必须坐人力车。这个人力车，无论冬夏都支着篷，我们坐上去以后，还必须放下车帘。伺候我们这些人的，也只有丫头和老妈，我们所见到的男性，除了自己家里的兄弟以外，就只有一些跑上房的男孩子。这和清宫里除了太监以外看不到别的男性的情况，又有什么区别呢！

除此之外，我父亲还在家庭里的称呼方面以及区别姨太太的身份方面，都仍然沿袭着我们袁家的一些不成文的传统家规。比如说：我们兄弟姐妹们对大夫人都叫“娘”，对自己的生母叫“妈”，对别的姨太太就在“妈”前面冠一个数目字，如五姨太太称为“五妈”。对大姨太太叫“亲妈”是例外，但那是经我父亲特许的。对那没有生过子女的，就冠上她的本姓，称为“姑娘”，如“张姑娘”、“李姑娘”。姨太太对大夫人叫“太太”。大夫人对姨太太也是冠上一个数目字，如六姨太太就叫做“六姨太”；对那些还没生育儿女的，也是冠上她的本姓，叫做“x姑娘”，在生了儿女以后，才称做“姨太太”。七姨太太是个例外，但那又是经过我父亲特许的。姨太太生了儿女，在满月时，由大夫人发给大红裙子和外褂。当我母亲生二哥克文的时候，由于我父亲准许把二哥过继给大姨太太，所以她们两人同时穿上了大红裙子和外褂。至于生了女儿的姨太太，就只能发给水红裙子和外褂。姨太太的娘家人，从来不准当作亲戚来往，就是有人来看望，也是把来人当作“下人”来看待的。

我父亲对待儿女的婚姻，当他和所谓知己之交在私室密谈时，往往一两句话就决定了儿女们的终身大事。例如像上面已经谈过的二姐和五哥的婚事，就是在他和端方密谈时定下的。虽然二姐对于这门亲事非常不满，可是又不敢向父亲说明。因此，有时她只好偷偷地哭泣。我父亲知道了以后心中不免后悔，但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女儿悔婚，后来二姐坚决悔婚，那是在我父亲死之后了。

我父亲对于儿女们的婚事，有时很明显地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的。当然，他的所谓知己之交的朋友，其中的很多人都同样是大官僚，他们彼此之间结为儿女姻亲，不可讳言的是想在政治上帮助提携。他自己的九子克久聘定了黎元洪的女儿，以他向来的关系说来，无疑地是抱有政治上的目的的。另外他在做大总统的时候，还准备把我许配给清逊帝溥仪，他的这一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谈一下我们家里关于这件事的一些反应以及我所表示的反抗。

关于我父亲是怎样向清室提出来的，我们事先都不知道。他向清室提出以后，有一天，大哥向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三妹，我把你送到宫里去当娘娘好不好？”我听了大为不满，哭闹起来，一直闹到我父亲的面前。我父亲问明情由，便把大哥说了一顿。后来，他见我一直还在哭闹，就又有意识地说了一句：“以后我非把你送礼不行。”我听了，更是不依，就哭着说：“我又不是家里的鼻烟壶，爱送给谁就送给谁。你要把我送礼，我死也不去。”说完以后，扭头就走向一旁，不停地哭泣着。我父亲听了反倒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时候，九姨太太在旁边说：“你看她这个样子，孩子不听话还行吗？你还哈哈笑呢！”我父亲接着说道：“就为的是逗她那犯混的样子好玩。她理智高，斗志强，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我们家的男孩子，没有一个像她那样有勇气的！”当时五姨太太就说：“别的孩子都叫你给吓破了胆了，所以谁也不敢这样。你看她这样的不听话，谁将来娶了去，谁倒霉。”我父亲笑了起来，说：“那也不见得。”

我父亲在提出这门亲事的时候，已经是在自己决定要做皇帝之后了。他既不准备让溥仪复辟，当然他就没有必要在事先取得“国丈”的地位。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可能是，他鉴于在清帝退位的时候自己玩的手段，很惹起一些皇族的不满。因而借此来缓和一下矛盾，从而使他们在自己称帝的时候，不至于公开表示异议。这件婚事最后没有成功，原因可能是清室不肯“俯就”，也可能是由于我的积极反抗。

但是，我父亲对于二哥的婚事，却是另一种方式。我父亲在直隶总督任上，有一年他领着二哥由天津到北京颐和园给西太后拜寿。那时二哥已经七八岁了。西太后接见了他们父子，她看到了二哥那很聪明的样子，非常喜欢，就提出来要把她娘家的侄女配给二哥为妻。我父亲当时“奏明”我二哥从小已经定了婚，这才作罢，实际上，二哥是没有定过婚的。因此，我父亲在回天津以后，为了避免自己的“欺君之罪”，就暗暗四处托人为二哥说亲。当时的条件是，只要姑娘本人好，至于娘家的门第、贫富都可以不必理论，就这样定下了刘家的姑娘。刘家很穷，所以陪送的一切东西，都是由我们家代办的。亲事说定了以后，接着便在天津署内举行了婚礼，这样，我父亲才算把和西太后所说的谎话给圆上了。

现在，谈一下我父亲所定的从姨太太以下的月费的数目。各房姨太太的月费是80元到100元。原来是，每生一个孩子，加给月费3元，到了中南海后改为加6元。二姐姐和我特殊，月费都是30元。每月月费由“账房”按着房头包好，由“管事的”申明善分送。除此之外，当姨太太们需要购买一些特别的东西如衣料、首饰等等的时候，总是用一张白纸条写上需用的款数，请我父亲在条上批示，然后再由“账房”将款送来。这种特殊费用，她们总要等到我父亲高兴的时候，才敢拿出条子请他批示，不然是会碰钉子的。还有另一种要钱方式，那就是买好东西，开好了账单，请我父亲在账单上批了“照付”后，再送交“账房”取款。一般说，这种账单的款数都是比较小的。

我父亲所用的“管事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申明善，一个是符殿青。两个人都兼着“账房”的职务。申明善小名狗子，从十一二岁起就在我们家当差，人极聪明能干，很能得我父亲的信任。符殿青除了兼管“账房”以外，还专门担任着替我父亲“置办”姨太太和丫头的任务。像上面所谈过的六、七、八、九4个姨太太和在我身边伺候的几个扬州籍丫头，便都是由他在各地“置办”来的。此外，他还兼管传戏。我父亲在彰德隐居及以后在中南海的时期，每次唱堂会，都是派他一手办理的。除此之外，我父亲在居仁堂楼下办公和会客的时候，随身在房伺候的一共是4个人，申明善也算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申明善的弟弟申明德和何致祥、马其昌3人。替我父亲总管北京、天津两地房产的是袁乃宽字绍明，是我父亲后认的本家。。管理彰德地产的是徐天成。

我们称呼男佣人为“老伙”。前在东华门大街被炸死的袁振标是我们家的老佣人，我们都叫“袁伙”，称呼女佣人为“干”，如张干、李干。多年的老佣人，如果死了，在禀了我父亲之后，按他当差的年限“赏”给丧葬费和抚恤费。如果这个人另有功劳，那么，我父亲就不但要给他全家的用度，并且还让他的家属跟在一起住着，以便有所照应。在礼节上，对他们也是很特殊的。按照我家的规矩，一个老佣人可以和我娘平起平坐，可是儿媳们却必须在一旁站着。至于那些买来的丫头，如果岁数大了，一般地说，都是通知她家里人把她领走。有那实在不愿意领走或是丫头本人不愿意走的，就暂时仍然留住，以后遇有合适的对象，就由我家把她陪送出去。

专馆和他对子女的教育

我父亲对于儿女的教育，主要的是采用专馆家塾。教育的办法。这个办法，从他在天津做直隶总督时就已经开始采用了。当时只有女馆，所请的老师也是女的。设女馆的用意只是让他的几个姨太太读些书，我们大一些的姐妹们跟着认识些字罢了。后来，他在军机大臣任上住在北京锡拉胡同的时候，和以后被罢职住在彰德时，也都只设女馆。至于四哥、五哥、六弟，当时都留在天津读书。他们有的时候也回到北京或彰德住上一个短时期，然后再回天津。直到我家搬入了中南海，才分别成立了两个专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