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1 / 2)
张当吓傻了:“从没听说过啊……”
“继续打!”
张当几度昏死过去又几度被冷水泼醒,他痛苦难耐,最终屈打成招:“我招供,曹爽是篡逆谋反,我全知道……”
“谋反定在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啊……”张当实在无言以对。
“是不是定在三月?”
“是,是定在三月,曹爽密谋三月称帝!”张当痛苦得唯求一死。
“同谋者有谁?”拷问仍然没有结束。
你说有谁就有谁吧……张当再没有力气说出一句话了。
案情审理完毕,朝廷火速将曹爽及其亲信全部收监下狱。
钦差给桓范戴上枷锁,牵着他急匆匆地往廷尉走。
“不要推搡!我乃义士!”桓范大义凛然,内心却在哀叹:义士难做啊!
最终,廷尉正式公布此案定论——曹爽、曹羲、曹训兄弟,以及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人密谋三月谋反,证据确凿,按律夷灭三族。
《魏氏春秋》中描写司马懿让何晏审理曹爽,何晏尽其所能给曹爽党羽罗织罪名,以期得到宽赦,但最后自己还是被下狱定罪。这段故事是对何晏最大的诬蔑。《通鉴考异》中对此提出质疑:司马懿怎么可能让何晏审理曹爽?首先,何晏官拜吏部尚书,并不负责司法审案。而曹爽就范后,也明确记载是由廷尉负责审理案件。再者,何晏难道不知道自己和曹爽关系最近?奢望苟活完全不合情理。
所谓夷三族,根据东汉名儒郑玄的解释指父族、子族、孙族,也就是说,以上这些人再无后代留存于世了。不过,有一个例外,便是何晏年仅五六岁的幼子。
早在高平陵政变发生前,金乡公主曾带着儿子亲自面见司马懿。
“我夫君为非作歹,我想把这孩子托付给太傅大人。”金乡公主哭哭啼啼地恳求。她与何晏感情不睦早已传得人尽皆知。
有先见之明的到底是这位金乡公主还是何晏呢?司马懿揣测着,他不再深究,只是笑笑,接受了金乡公主的托付。
“看在沛王太妃和金乡公主的分儿上,就留下这孩子一命吧。”司马懿最终放过了何晏的后代。
连日来,太尉蒋济一直为曹爽苦苦求情:“曹真是大魏元勋,不能让他绝后啊!”然而,没有一个人搭理他。
2月9日,也就是曹爽向司马懿束手就擒的第三天,在魏都洛阳东市,号哭声、叫骂声响彻云霄。
“司马懿骗了我!”曹爽恨得咬牙切齿。
在曹爽旁边,何晏一言不发地跪在地上,他的目光沿着自己身体周围的地面画了一个圈。此是我何氏之庐……然后,他静静等待生命的结束。
这天洛阳东市地上血流成河。魏国的权臣、改革者、曹氏社稷的支柱——曹爽,和他的党羽——义士桓范、玄学领袖何晏等八族总计数千口人,无论老幼妇孺皆被屠戮殆尽。
桓范的宗族——谯郡桓氏因为跟曹氏、夏侯氏同乡本属一等士族之列,但由于桓范牵扯进曹爽谋反案,这个庞大家族从桓范到他的子侄辈基本被杀光,只有极少数人逃脱性命。至此,谯郡桓氏完全走向没落。不过在很久以后,我们仍会见到一位桓氏后人的惊天壮举。
以上,就是魏国高平陵政变的始末。在魏晋时代,这场政变也被称作“典午之变”。明朝著名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解释道:典,意即司;午,十二地支中为午马,故此,典午隐指司马。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曹爽、何晏等人做个总结了。
无论任何史书都把曹爽描绘成贪婪奢靡的腐朽势力。曹爽一党作为失败者,尤其是何晏,在史书中尽显小人丑态,他和邓飏、李胜等人都被冠以“结党营私”的恶名。客观来说,只要涉足政界就必然要结党,孑然一身根本无法立足,所谓“结党营私”,也就成了那些失败者的罪名。
回过头来说,曹爽的手段确实值得商榷,比如他对待郭太后、外戚甄德郭建、重臣蒋济、幕僚孙礼等人,因为他强硬的风格,将这些本可以拉为盟友的人直接踢到对立阵营。说到底,从曹爽最后束手待毙可以看出,他只是一个心存远大政治抱负,充满干劲,却缺乏权谋的平庸者而已。
可能有人要问,曹爽是魏国权臣,甚至是曹氏社稷的支柱,这都不假,何以将他拔升到改革者的高度?曹爽究竟改革了什么?确切地讲,他改革的是官吏任免制度,也就是九品中正制。很多年前,曹丕和士族达成交易,以九品中正制作为筹码换取到皇帝的宝座。从那时开始,魏国的豪门世家逐渐演变成一个个官吏加工厂,得益于此,士族的实力愈发壮大,而司马家族则演变成士族中的巨擘。到了正始年间,曹爽要切断滋养士族的源泉,他在夏侯玄的倡导下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并由吏部尚书何晏负责执行,将官吏任命权收归尚书台。可是,历史上的变法者大多结局很惨,比如著名的“商鞅变法”,商鞅最后被处以车裂酷刑,再如“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被当时人骂成“乱臣贼子”,后遭罢免郁郁而终。这不奇怪,所谓变法,即是改变人们业已接受的习惯和规则,会让大批既得利益者蒙受损失,这肯定要遭人恨。
鲁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向来喜欢中庸,如果你想要开窗户就得宣称要拆屋顶,这时候中庸者才会冒出来同意开窗户。”那么曹爽干了什么呢?他真的把屋顶给拆了。因此,他遭到士族群起而攻之,最终导致败亡。
再说何晏,他任吏部尚书多年,执掌官吏任命大权,就事论事,他在这个位置上政绩如何?史书中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
黄门侍郎傅嘏(jiǎ)贬损何晏说:“何晏看上去沉稳但内心躁动,热衷于逐利,不求务本,我看他一定会祸乱朝纲。”
傅氏一族是曹爽政敌。不用想,傅嘏对何晏恶语相向完全是由于双方政治理念出现分歧所致。
《魏略》中写道,何晏选拔的官吏都是和他有私交的故人,也就是说,何晏任人唯亲。这成为当时的主流声音。可是,让我们继续在浩瀚如海的史籍中搜寻何晏的行迹,《晋书》中记载,西晋著名的直臣傅咸在一封奏疏中似乎是不经意间提到何晏,他是这样说的:“正始年间,何晏选拔的官吏,无论朝廷内外都各得其才,被当时人交口称颂。”傅咸的爸爸傅玄、叔叔傅嘏都是何晏的政敌,傅氏一族跟曹爽的矛盾极深,倘若何晏没做出什么突出成绩,是绝不可能被政敌后代赞扬的。再者,这句话是出自傅咸给皇帝的奏疏中,可信度方面也毋庸置疑。所以,何晏这个吏部尚书应该做得很称职,曹爽推进的政治改革也成效颇丰。
正始年间在魏国历史上相当特殊,然而,史书中对这十年中的主要执政者——曹爽、何晏等人的描述可谓惜字如金,基本只有奢侈腐败、结党营私、嗑药吸粉等劣迹残留下来。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一方面迫于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即便他想对曹爽、何晏等人有正面描写也无从下手,因为高平陵政变至《三国志》成书的这几十年里,有关曹爽、何晏等人的事迹早被付之一炬,追随其人化为灰烬了。不过,在《三国志·曹芳纪》中却颇显突兀地收录了一段何晏写给魏帝曹芳的上疏。这封上疏几乎成了肯定何晏人品的重要旁证,其大意如下:“善于治国者一定会先治身,治身的前提是学习世间正道,身正则天下人会跟从……因此,作为君王,同游者必选正人君子,阅览的书必为正理,远离淫邪之声和奸佞小人,如此心无邪念方可弘扬正道……”这样一段话,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个品行卑劣的小人之口。
清代史学家何焯认为:“陈寿没办法给何晏平反,故特别收录这封上疏隐藏在曹芳传记中,让后人得以从其言中探知其行,以免何晏的形象在政敌口中被污蔑无法翻身。”
正始年:落幕
正始年间,傅嘏、蒋济、卢毓、钟毓、孙礼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曹爽的打压,他们被迫倒向司马懿一边。不过在这场政变中,则只有高柔、王观是政变的主要筹划者和执行者。这批人的心态也都不尽相同。
其中,卢毓、钟毓、傅嘏从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司马氏麾下。日后,钟毓仍担任廷尉,继续执掌魏国司法大权,卢毓在检举张当后取代何晏成了吏部尚书,手握官吏任免权。但与何晏不同的是,卢毓,这位吏部尚书同时还兼任着自己祖籍所在地幽州的中正官职务,因此,他自然会继续力挺九品中正制了。傅嘏接替李胜成为新任河南尹,他摒弃李胜创立的新政,恢复正始以前的旧法。由此,曹爽、何晏等人历经数年经营的变革就在一夕之间付诸东流了。
卢毓、钟毓、傅嘏等人内心隐隐有种担忧:“百年之后,世人会如何评论我呢?”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未免多余。因为历史向来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史书中,这三人均以正臣和名臣的形象被载入史册,只有在只言片语中,才能模糊窥探其背后的隐情。
这里要讲几句。很多人认为所谓的正史虚假成分太多,更不乏偏激者认为全不可信。我们力求探究历史背后的隐情,但不能矫枉过正,凡事都需要谨慎甄别。通常情况下,政敌称赞政敌可信度较高,哥们儿称赞哥们儿基本可以当没看见。反之亦然。再有,若某人家族权势延续数代之久,那么他干的好事就得打个折扣,而要找出他干的坏事则需要花些心思。若某人官场失意战场失利,且子孙后代没权没势(更有甚者被灭族,譬如曹爽之流),那么,对于扣在他脑袋上的无数屎盆子就可以呵呵一笑了。要知道,政客一贯喜欢痛打落水狗,打死了都不忘踩上两脚。
再回过头来说孙礼。他先前被司马懿举荐为并州刺史,曹爽死后被召回朝廷,接替卢毓成为司隶校尉。如今孙礼什么都明白了,他和曹爽之间的私怨被司马懿利用,可他也不敢公然反对司马懿,唯有把愤恨转嫁到卢毓身上,以此弥补内心深处的懊悔。
“是卢毓把曹爽置于死地的!”孙礼反复这样告诉自己。他和卢毓本是同乡,但相互仇视。未及一年,他便在忧愤中死去了。
当初,司马懿借助蒋济的资望赢得了政变,事后,他极力安抚蒋济的情绪,又连连上疏请朝廷嘉奖蒋济:“曹爽谋反伏诛,太尉蒋济立下大功,特晋爵都乡侯以示嘉奖。”
蒋济坚决推辞:“曹爽伏诛全赖太傅独断。若论谋划我没有事先参与,若说战功我也不曾统率诸军,无功不受禄。”这番话确实印证他没有深入参与高平陵政变,同时,他也希望能通过拒绝爵位让自己的良心稍微好受些。
子丹(曹真字子丹),我失信了,九泉之下再无颜跟你相见。蒋济陷入对故友深深的愧疚中,两个月后郁郁而终。
魏国东战区统帅——扬州都督王淩早在正始年间便已官拜司空,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为笼络王淩,又让他接替已故的蒋济晋升太尉,并授予他假节钺的权力。王淩的待遇跟先前司马懿差不多,以三公的身份镇守边境。那些功勋卓著的藩镇重臣,尤其是东、南、西三大主战区的最高统帅,除个别突然死亡的以外,到了老年被授予三公高位解除兵权已成惯例,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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