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1 / 2）

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即脱膊杂剧）；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即花旦杂剧）；十二曰神头鬼面（即神佛杂剧）。

就形式分类，则有悲剧、喜剧和正剧等。

其悲剧有因黑暗势力的凶残造成悲剧的公案剧，有以家庭不幸事件为主题的社会习俗剧，有各种人物悲惨遭遇的历史传说剧。

喜剧有表现劝戒和讽刺的社会习俗剧；有追求自由爱情和美满婚姻，反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的爱情婚姻剧；还有大量给人们进行历史知识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传说剧。

正剧则有受封建势力干扰、间阻、破坏而历经波折，终于团圆的爱情婚姻剧；有人物命运和政治斗争结合的历史传说剧；有思想内容丰富，情节曲折的社会习俗剧；还有反映特殊社会习俗的水浒故事剧和神仙道化剧。

元杂剧作家，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和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等考察，大抵应在二百家左右。他们中有“隐居终身的老儒，也有飘泊不偶的穷书生；有才人、演员（他们就是为明代贵族作家朱权所不齿的所谓“倡夫”作家），也有医生、商贾；不仅有汉族作家，也还有不少兄弟民族作家”，此外，还有一些作过平章、参政、总管、学士等官员的统治阶级上层人士。

自元太宗窝阔台灭金至至元十三年灭宋统一全国之初，即《录鬼簿》所说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时期，是元杂剧创作的黄金时代，著名作家有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马致远、高文秀、康进之、张国宾等。他们大都是北方（今河北、山西、山东）人，而以大都为其活动中心。

古代山水画鉴赏灭宋后到元顺帝后至元期间，即钟嗣成所谓“已亡名公才人，与余相知或不相知者”时期，此时的杂剧作家有宫天挺、郑光祖、曾瑞、乔吉等，他们多是江浙人，或北方籍而流寓南方者。以杭州为活动中心。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都较前期为少，表现了元杂剧由盛转衰的情况。可能与全国统一后，北曲杂剧逐渐为南戏所取代有关。

至正之后，即元朝末年，也就是《录鬼簿》所说的“方今才人”时期。作家有秦简夫、萧德祥、罗贯中等，作家和作品都更形寥落，成了元杂剧的尾声。

由于元杂剧的作家大都出身低微，戏剧创作又为正统派的文人学士所轻，故即使是著名的杂剧作家，其生平事迹也流传甚少。

其中成就卓著者当首推关汉卿。他是一位伟大、杰出的戏剧活动家，被称为“梨园领袖”、“编修师首”、“杂剧班头”。字一斋，晚年号已斋叟，大都人。原籍山西解州（今山西解县，又一说为河北祁州，即今河北安月县），太医院户。约生于金卫绍王大安年间，经历了金末战乱，对战争和蒙古统治中原初期生产的破坏、人民生活的苦难有着直接的深刻的体会。因而他的作品极富战斗性和反抗精神。妇孺皆知的《窦娥冤》是他的代表作。此外，《蝴蝶梦》、《鲁斋郎》也是写得很成功的公案剧。《拜月亭》以蒙古军围攻燕京为背景，通过两对男女经历逃难生活，而双双结为夫妇的情节，描写了战争造成的凄惨景象，创造了两个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

马致远则多以神仙道化为题材，作品有《西华山陈抟高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任风子》等。

白朴的作品现存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裴少俊墙头马上》和《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三种。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精心加工和再创造，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所提高，并赋予崔莺莺、张生反抗封建婚姻、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斗争精神。

高文秀、康进之、李文蔚等以水浒人物为创作题材，写出了《黑旋风三献功》、《李逵负荆》和《燕青博鱼》等。

女真作家李直夫（本姓蒲察），作剧十二种，现存有《便宜行事虎头牌》。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也是使人惊心动魄的好作品。

后期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宫天挺的《范张鸡黍》等，也都是元杂剧的优秀作品。

元代的杂剧作品大约有六百余种。现存的剧作约在一百六十种左右。

注释1唐宋大曲是由同一宫调的若干遍组成的成套乐舞。唐大曲仍以流传的诗篇配乐叠唱；宋大曲系词体，为长篇叙事歌曲，歌舞结合。

法曲为道观所奏之曲。

赚词是由同一宫调中若干首不同牌子的乐曲，联成一套，有《引子》和《尾声》，前后一韵到底，平仄同韵。

宫调解释见下文。

2参见顾肇仓《元代杂剧》，作家出版社，1962年；顾学颉《元明杂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3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4参见《元代杂剧》、《元明杂剧》、《元代杂剧艺术》。

5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出版社，1981年。

6北曲即元杂剧、套曲、散曲所用的曲调。其五宫四调分别是：仙吕宫、南吕宫、中吕宫、黄钟宫、正宫、大石调、双调、商调、越调。

7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8钟嗣成等《录鬼簿》（外四种），朱权《太和正音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9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10商韬《论元代杂剧》，齐鲁出版社，1986年。

参见许金榜《元杂剧概论》、王国维《宋元戏剧考》，梁启超《小说丛话》。

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钟嗣成等《录鬼簿》（外四种），朱权《太和正音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商韬《论元代杂剧》，齐鲁出版社，1986年。

参见顾肇仓《元代杂剧》，作家出版社，1962年；顾学颉《元明杂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据《元杂剧概论》附录《现存元杂剧作品及其作者》。

三史编纂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七月，初立翰林国史院，以金末状元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请立史局，纂修先朝《实录》及《辽》、《金》二史，并推荐史天泽、耶律铸、王文统等监修《国史》和《辽》、《金》二史1，此为首次议修《国史》和《辽》、《金》史。但忽必烈即位后，百废待兴，修史工作未能立即进行。

至元元年（1264），商挺“入拜参知政事。建议史事，附修《辽》、《金》二史，宜令王鹗、李冶、徐世隆、高鸣、胡祗统、周砥等为之，甚合帝意”2。王鹗也上奏称：“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3建议置局纂修《实录》，附修《辽》、《金》二史。并荐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鸣、徒单公履、郝经、杨恕、孟攀鳞、王恽、雷膺、周砥、阎复、胡祗统、孟棋、刘光等入史馆。二月，敕选儒士编修《国史》。此为世祖时第二次议修《辽》、《金》史。

至元十三年（1276），翰林学士李架奉诏召宋士至临安，董文炳对他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俱在史馆，宜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国史院4。

灭宋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则《辽》、《金》二史已议至三次，并首次议及，《宋史》。但因政事倥偬，议而未行。

仁宗、文宗时期，三史修纂一再议而不行。仁宗时，平章政事、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李孟曾请修《宋史》；应奉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袁桷也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于翰林国史院，指出：“伏读先朝圣训，屡命史官纂修《辽》、《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国之史，皆系一统之后，史官所成。”并详列纂修《宋史》所应采择的书目，分类条析。他说：“凡所具遗书，散在东南，日就湮没。或得搜访，或得给笔札传录，庶能成书，以备一代之史。”时“文书阙略，辽、金为甚”。修史工作依然停留在议论和搜求三史遗文阶段。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右丞相拜住监修国史，锐欲撰修三史，并责成于袁桷。桷“亦奋然自任，条具凡例，及所当用典册”，并“请购求《辽》、《金》、《宋》三史遗书”5。后英宗被害，事不果行。

文宗天历（1328～1329）、至顺（1330～1332）年间，屡诏史馆纂修三史，又因“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依旧不能进行。

正统之争早在世祖时期即已开始。参与讨论和著书陈己见者有杨奂，著《正统论》、《正统八例序》；姚燧，著《国统离合表》；倪士毅，著《历代帝王传授图说》；王理，著《三史正统论》；修端，著《宋辽金正统辨》；杨维桢，著《正统辨》；王祎著《正统论》等。

有关三史义例，有两种意见：

一主以《晋书》为例，自唐以降，五代相承，宋受向禅；以南宋比之为东晋，为正统；则辽、金犹刘渊的汉、石勒的赵、苻坚的前秦、姚苌的后秦例，入载记。

一主依《南北史》例，以五代为南史；辽、金为北史；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两派各持己见，争论不休。此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牵涉到如何看待元朝对全国统治的问题。辽、金、宋三朝地位不能最后确定，三史便无法纂修，这是三史修纂长期议而不行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外，修史人才短缺，资料散失、经费不足也是元朝三史修纂岁月迁延的部分原因。

三史纂修的一再拖延，引起了不少儒臣的非议，泰定帝时，理学大师吴澄指出：“辽、金、宋史，先朝累有圣旨纂修，旷日引年，未睹成效，使前代得失无闻，圣朝之著述不见，恐贻后悔，君子耻之。”6熟知三史掌故的谢端也“尝以不克纂述三史为憾”。

元顺帝即位后，翰林学士承旨、知经筵事、康里人蠖蠖首以修三史为言。“一日进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因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金、宋三史，岁久恐致阙逸”7。至元六年（1340），权臣伯颜被贬黜，脱脱为相，锐意改革，励精图治。于是，群臣也相继再议修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