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9章 蟠虺纹簠(2 / 2)
十万法郎,折合港币三十多万,这东西买的有点贵,可卢灿实在是不想和他掰饬,而且第一份报价,对后面看货有帮助。
东西很沉,卢灿又将丁一忠喊进来,三人将这蟠虺纹簠从木箱中搬出来,放在地上。
簠为食器,盛稻粱之属。
《周礼秋官掌客》:“簠十”,郑玄注:“簠,稻粱器也。《仪礼公食大夫礼》:“宰夫膳稻于梁西”,郑玄注:“膳犹进也,进稻粱者以簠”。大致意思就是,簠、簋、盨用途相近,都是盛饭食之器,只不过簋、盨用来盛黍稷,而簠是用来专盛稻梁。
蟠虺是什么呢?蟠是盘踞,虺是龙的一种,以蛇为蓝本的一种生活在水中的龙。
所谓蟠虺纹簠,就是周身满饰细密的蟠虺纹的簠器。
这件蟠虺纹簠,大口、长方形斗状,折壁,器盖同型,可相互扣合,盖上有六枚垂下的小钮,方便盖合时稳定不偏。盖与器两短边,皆有两兽形耳。
周身满饰细密的蟠虺纹,由纹饰和形制观之其时代属于春秋时期。
卢灿已经确信,这玩意出自新郑的郑国青铜群!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新郑彝器”!
这中间还牵扯到一桩公案,那就是新郑彝器究竟有没有遗失?
1923年,8月说起。新郑李家楼的乡绅李锐家的菜园里,由于干旱,蔬菜已经打蔫了,李锐决定在菜园里打一口井。
这位乡绅怎么也没有想到,菜园的下面就是当年郑国的大墓,大墓里曾安睡的是郑国国君。李锐竟挖出了不少青铜器,他挑选了几件比较完整的铜鼎去卖,发了一笔财。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李锐挖到宝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县里,县里马上派人来制止,李锐非但不听,反而挖得更起劲了。
说来也巧,恰逢此时,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来新郑巡访,听说了李锐挖宝的消息,马上出面阻止,收缴了挖出的国宝,追回了被卖的文物,又派工兵继续挖掘,共出土青铜器117件,此外还有各种玉器、陶器近百件。
其中最出名的一对物件,就是莲鹤铜方壶!
对于如何处理这批珍贵文物,靳云鹗的态度十分明确,“钟鼎重器,尊彝宝物,应该归于公家。”
靳云鹗的义举博得了一片赞扬声,当时的中原省议会致函靳云鹗:“公道主张,至深钦感,肃此鸣谢。”
靳云鹗派人把挖出的古物统统装上车,武装押运到当时的省城开封,交给河南古物保存所(中原博物馆的前身)收藏。文物运抵开封时,城里城外张灯结彩,男女老少沿途欢迎,气氛异常热烈,并最终促使中原博物馆成立。
郑公大墓出土文物运到开封后,以当时的中原博物馆馆长关百益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对这批文物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著录,出版了四部有关的专著和图录,一时名声大振,时人称之为“新郑彝器”。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侵华战争全爆发,华北各地相继沦陷,东瀛及欧美古董大盗很自然将目光盯上中原博物馆的这批藏品上。
当时,经中原政府同意,中原博物馆选取新郑彝器在内的部分馆藏文物,分装为68箱,由开封经郑州南下,运抵武汉,暂存在法租界内。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中海、金陵相继失守,武汉也危在旦夕。再加上博物馆的藏品护卫人员发现,东西被很多人觊觎,必须得立即转移。
1938年11月25日,这些文物由汉口乘客轮抵达川渝,保存在磁器口中央大学校舍内。
1945年抗战胜利,然而不久内战烽烟又起,铁路中断,交通阻隔,这些存渝古物一直没有回归的机会。
世事变化如沧海桑田,内战打了三年,KMT的失败已成定局。
1949年冬,KMT政府计划把中原博物馆文物全部运往台岛,但是由于战局迅速发展,再加上地下工作者的策反工作,打破了这个计划。只有一部分文物被装上飞机运到了台岛,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另一部分文物来不及运走,被留在了川渝。
1950年,中原省代表会同国家文化部代表,共同来到川渝,接收这些没有来得及运走的博物馆文物。
因为时间太长,而且当年管理混乱,再加上KMT运走一部分去往台岛,因此,新郑大墓的那些器物,究竟有没有丢失,没人清楚——海峡两边根本没法核实。
事实上,到了九十年代,两岸文化交流频繁之后,有不少文物工作者在重新核对当年的文档时发现,新郑大墓的青铜器真的丢了!至少丢了三大箱十四件物品!
这些物品在哪儿丢的?是二战爆发前丢失,还是装箱时丢失,亦或者是停留武汉期间被盗?还是川渝期间被偷?
完全找不到线索!这就成了一桩无头公案!
眼前这件蟠虺纹簠,就是当年的新郑大墓青铜器!
它的出现,能为这桩公案提供线索——极有可能是屯留武汉租界期间被盗!
康斯顿是禅臣洋行的襄理,而禅臣洋行在武汉租界内开设有分号,他们想要得到这些青铜器,选择武汉下手是最合适的。
时间上对,地点也合适,再加上人手也够——当时国乱民慌,可不缺盗窃国家文物以谋取私利的人。另外,得手后,东西也容易顺出去——日德联盟,德国货船可以无需检查,从汉口直接出海,运抵德国本土。
这些战后又被运到意大利,再被阿方索运抵法国。
当然,这只是卢灿的推测,他现在非常想知道的是,另外遗失的十三件物品,是不是也在这些木箱中?
如果是,那毫无疑问,当年盗取新郑大墓青铜器的罪魁祸首就是康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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